“風度”原是魏晉時用來品評人物的詞語。
魏晉時期，人們對人物的品評由道德風范轉向人物外貌，進而發展到人物的精神氣質。魏晉名士有一種不同於流俗、甚至不同於任何歷史時期的言談舉止。風度不僅僅是個人文化素質與精神狀態在言談與儀表上的反應，對於一定的社會階層來說，風度集中體現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集中塑造了他們的社會形象。它不僅是一種政治和文化現象，而且深深影響著人們的心理與行為，從而構成了這一時代所特有的社會現象。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等人，正好反映了魏晉名士的時代精神。
魏晉風liu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具有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切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藝術是自己的人生藝術化。這是在魏晉玄學的大背景下出現的，魏晉玄學的形成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時尚、價值觀念。構成魏晉風liu的條件是：玄心、洞見、妙賞、深情，其外在特點是：穎悟、曠達、真率，代表人物是：陶淵明，王羲之，以及竹林七賢等。
一、迷惘的年代
三國和兩晉是一個統一王朝消失的時代。漢末到魏晉，階級矛盾、社會矛盾不斷惡化，統治階級內部相互傾軋，致使社會動蕩不安，政局變幻不定。東漢末年的政治敗壞引發了黃巾起義，隨后軍閥割據，出現三國鼎立的局面。到了西晉，雖然實現了統一，但不久爆發了“八王之亂”，北方游牧民族趁機入侵，西晉的統治也隨之結束，中原成了諸族爭斗的戰場。晉室南渡后，建立了東晉王朝，偏安半壁，但由于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斗不斷，農民起義的高漲，最后劉裕取代了司馬氏政權，建立了劉宋王朝。
這些混亂而痛苦的歷史事實，讓當時的名士們思治而不得，茍全性命于亂世，對文化、思想和社會風氣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些循規蹈矩，那些道貌岸然，似乎都成了一個個玩笑，傳統的力量在無形里消失，越來越多的名士在無望的明天面前選擇了叛逆。有些人，佯狂而避世，在清醒與沉醉里優游，在痛苦和癲狂里迷失。于是就有了所謂的“魏晉風liu”。看《世說新語》，感受到的就是與整個封建統治時期格格不入的豪邁與不羈。書中有載：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禈衣，諸君何為入我禈中！”如此放浪形骸，逐漸成了一種風氣，“故去巾幘，脫衣服，露丑惡，同禽獸”。在名士中甚至有男人追求外貌女性化，涂脂抹粉，“服婦人之服”的畸形的社會現象。
如果說魏晉風liu是一個不可觸及的古老的神話，那么那場發生在美國西海岸的富有創造性的運動在40年后的今天仍如此深刻地與“美國”這個名詞相連，那是一個似乎剛剛散去的宴會，它的失敗和它的延續似乎并不矛盾，它仍滲透在西方社會的思想文化當中。反戰運動、學生激進運動、民權運動伴隨著伍德斯托克40萬人共釀的理想之酒，伴隨著“嬉皮士”的群居村，伴隨著“個人事即政治之事”的女權主義，伴隨著煙霧騰騰的大麻，伴隨著“愛與和平”的口號，它們可以刺痛整個體制中的道德模式、經濟機器和政治謊言。伴隨著某個生育高峰，產生的不僅是那些“長發蓬蓬地游蕩在街頭的青年”，還有對自我的發現，對社會的警覺，以及指向國家軍事和政治領導的懷疑。
在今天看來，這兩段動蕩而迷惘的歷史都帶著深深的無奈，但這些無論是發生在千年之前的還是異邦的故事總帶給我們一種神往。
二、桃花源
“竹林七賢”的酣飲醉談,陶淵明的田園生活和夢里那個桃花源，是什么支撐著他們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攜領著他們飛蛾撲火般的旅程？
魏晉的名士都注重精神世界的純凈，無視功名利祿和富貴，內心曠達，形跡放浪，這就反映了整個時代對傳統禮教的挑戰，對腐朽文化的不滿。老莊思想就是最銳利的武器。
魏晉最為特殊的意識形態就是玄學了。老莊思想可以讓人們擺脫現實的紛爭回歸自然，回歸自我。而儒家思想陷入了矛盾：它在這個動亂的年代已經實在無法成為社會的規范和主流，可也不能完全從人們的思想里消失，于是就有了“援道入儒，儒道合流”的玄學。
“魏晉名士好老莊，何晏有《無為論》，王弼有《老莊注》，阮籍有《達莊論》，郭象有《莊子注》，嵇康則標榜‘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國史概要》）
而真正反映“魏晉風liu”的精神特質的，是不為外物所累，率性而為的言行風范：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斟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世說新語》）
莊子自然純樸的審美觀，為我們展現了一種恬淡純樸的自然意境，它要求人們去掉人為造作，提倡回歸自然，持守自身質樸的本性。在他看來，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陶淵明描寫他的恬淡純樸的生活，寫出了生活的脫俗超然，正應和了道家的藝術境界：“少無失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間。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其五）”
這樣的逃避現實的方式是很多名士所選擇和追求的，這是他們潔身自好的最好途徑：既表露了自己對當權者的不滿，又比較安全，也符合老莊思想反對功利的價值觀。他們也向往著烏托邦式的“桃花源”：無君無臣，自耕自織，無憂無慮。
可現實生硬地刺痛著夢想：曹操為消除異己，就殺死了孔融、楊修等名士；到了魏晉政權交替，曹氏和司馬氏殊死斗爭，被害的就有何晏、嵇康、夏侯玄等人，到了兩晉，政治環境不斷惡化，以至于“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評論政治是不敢的，為了填補精神空白，專談玄理的清談風行，而清談的內容，主要就是《周易》、《老子》、《莊子》這“三玄”，突破了“獨尊儒術”，又結合了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達到了哲學上的一個高峰。
追求超越世俗的生活方式，帶著濃重的文化懷疑和避世的無奈，保持心靈純凈的愿望和回歸自然的想法，這就是魏晉名士……
三、人格之美
魏晉風度，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范，所謂是真名士自風liu，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于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出的那一派“煙云水氣”而又“風liu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后世景仰。
魏晉風度，它作為當時的士族意識形態的一種人格表現，并成為當時的審美理想。風liu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誕而風liu自賞。晉朝屢以歷部尚書請官王右軍，但遭屢拒絕。我想，正是因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勝，遠詠莊老”、“以清淡為經濟”，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高等這樣的人事哲學觀，才能造就那傳奇的《蘭亭序》。
然而，魏晉風度為什么在歷代每每遭貶，究其原因，大略是這幫名士們飲酒過度，醉生夢死；再就是放達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談誤國。據傳說“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縱酒佯狂，經常是抬棺狂飲，且身上一絲不掛于屋中，人見均嗤之，他卻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你們干嗎要鉆到我褲襠里來呢？這些名士們為求長生而煉丹服藥，穿衣喜寬袍大袖且經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捫虱而談”，在當時是件很高雅的舉動。
其實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的士大夫精神，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影響的相當深遠。可是，魏晉風度的所及，也帶來了弊端，許多人趕時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卻也學他們的放達。其實現在年輕人作為對人生的愛戀，自我的發現與肯定，與東漢末以魏晉風度的價值觀念四一脈相承的。而現在年輕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個性上，又和魏晉風度的美學關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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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中正制
【基本概念】
九品中正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種重要的官吏選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分為九個等級，作為政府選用官吏的依據。中正：有名望的推薦官，人才的等級由他們評定。是魏文帝曹丕為了拉攏士族而采納陳群的意見。曹丕篡漢前夕即延康元年(220年)由魏吏部尚書陳群制定。此制至西晉漸趨完備，南北朝時又有所變化。這一制度創始于曹魏，發展成熟于兩晉，衰落于南北朝時期，廢除于隋朝，隨之科舉制形成。
[編輯本段]【設置方法】
以魏晉之制為例，其主要內容為：
先在各郡設置中正，稍后又在各州設置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當，且多由現任中央官員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長官推選，晉時改由州中正薦舉，中正的任命權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設有屬員，稱為“訪問”。一般人物可由屬員評議，重要人物則由中正親自評議。
中正的職權主要是評議人物，其標準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稱“簿閥”﹑“簿世”，指被評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中正對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評語，稱為“狀”。如曹魏時中正王嘉“狀”吉茂為“德優能少”。西晉時，中正王濟“狀”孫楚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據家世﹑才德的評論，對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稱為“品”。品共分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類別卻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無人能得，形同虛設，故二品實為最高品。三品西晉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為卑品(下品)。
中正評議結果上交司徒府復核批準，然后送吏部作為選官的根據。中正評定的品第又稱“鄉品”，和被評者的仕途密切相關。任官者其官品必須與其鄉品相適應，鄉品高者做官的起點(又稱“起家官”)往往為“清官”，升遷也較快，受人尊重；鄉品卑者做官的起點往往為“濁官”，升遷也慢，受人輕視。
中正評議人物照例三年調整一次，但中正對所評議人物也可隨時予以升品或降品。一個人的鄉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濁也往往隨之變動。由于中正品第皆用黃紙寫定并藏于司徒府，稱“黃籍”，故降品或復品都須去司徒府改正黃紙。為了提高中正的權威，政府還禁止被評者訴訟枉曲。但中正如定品違法，政府要追查其責任。
[編輯本段]【設立原因】
九品中正制度是繼承東漢官吏選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結果。東漢選拔官吏，主要是依據儒家的道德行為標準，宗族鄉黨的評定成為政府選拔官吏(具體途徑是察舉﹑征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據。漢末大亂造成人士流移，給鄉閭評議帶來困難，用人不可能一一核之鄉閭。曹操當政的二十多年中，用人“決于胸臆”﹑“各引其類”的情況大量存在。然鄉閭評議并未完全廢棄，史稱曹操平定荊州時，托當地大名士韓嵩“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又稱替曹操主持選舉的崔琰﹑毛玠“總齊清議，十有余年”，所謂“總齊清議”就是掌握和平衡各地的清議。曹操對鄉閭評議并未籠統否定，反對的只是漢末鄉閭評議中產生的弊病。他糾正的辦法一是提倡“唯才是舉”，以反對虛偽道德和名實不符；二是壓制朋黨浮華和私人操縱選舉，力圖將選舉之權控制在政府手中。如韓嵩之條品荊州人士，就不同于漢末名士私人操縱的鄉閭評議，而與后來中正由政府任命并向政府負責的情況更為近似。九品中正制的許多特點在曹操當政時期已有萌芽，曹丕﹑陳群進一步加以制度化。
[編輯本段]【發展歷史】
九品中正制創立之初，評議人物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史學家沈約甚至說它是“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胄高卑”。但由于魏晉時充當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參預中正推舉之權，而獲得二品者幾乎全部是門閥世族，故門閥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選拔之權。于是在中正品第過程中，才德標準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標準，到西晉時終于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庶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僅成為維護和鞏固門閥統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構成門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到南朝時期，在中正的評議中，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無關重要，所重視的只是魏晉間遠祖的名位，而辨別血統和姓族只須查譜牒，中正的品第反成無足輕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國和北朝時期，由于各政權具有少數民族統治的性質，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與兩晉南朝相提并論。后趙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復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權，但似乎并未設中正之職。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崔浩曾欲恢復分別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殺。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陰之變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隨著門閥制度的衰落，此制終被廢除。
[編輯本段]【相關評論】
起初，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決朝廷選官和鄉里清議的統一問題，是對漢代選官傳統的延續，也是對曹操用人政策的繼承。但到魏晉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個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壟斷，他們在評定品級時，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劃分，已經背離了“不計門第”的原則。此后的三百年間，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士族壟斷政權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護士族世襲政治特權的官僚選拔制度。因此當士族沒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徹底廢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