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和陳睡就到了云洱市。

沒有提前和司晴打招呼，徑直走到那個鄉村小學門口。隔著殘破的圍墻，我們看見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場景。

一個男孩課間休息抓了一只青蟲放在前桌女孩的衣領上。顯然她怕死了，尖叫著把蟲子抖了出來。眼看著眼淚就要出來但是忽然反轉，她突然有一股不服氣不知道哪里來的，把蟲子撿了起來，坐在座位上等著上課鈴響。正好是司晴的課，她在全班同學包括司晴的注視下，捏著那只蟲子，走到那個男生面前把蟲子拍他臉上，用力揉碎了。不知道你們能不能想象那個場面，反正當時那個男孩整個人呆滯了。她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回頭跟司晴說：“老師我錯了，我自己出去罰站。”司晴那個表情很是微妙，帶著欣賞意味和難掩的笑意，說：“去把手洗干凈哦，然后回來好好聽課。”

我和陳睡坐在教室外的土丘上，透過窗戶看著教室里二十幾個孩子。司晴的背影比記憶中更加消瘦，短發被風吹起，別在耳后依然利落。

她看見我們的時候并不驚訝，只是疲憊地笑盈盈走上來說：“你們早該來的。快隨我去看看圖書館。”

領著我們看完圖書館，她佝僂著身子一臉倦意道歉：“我沒什么錢，招待不了你們，到我那兒？我中午燒幾道云洱菜？”

我倆瘋狂點頭：“多謝款待。”

我們只是裝的活潑，實際上根本笑不出來。心酸地想掉眼淚，怕但凡問一句什么眼淚就剎不住車了。

說完朝她家走，山路崎嶇，我和陳睡互相攙扶，剛邁一步，一抬頭看見她耳后的花白發，和那個辨認不出的蒼老背影，褪色的衣服隨風晃蕩。我們倆一下子泣不成聲地跑上去抱在她兩側。

她似乎很久不習慣如此，下意識推開我們，轉念又環住我倆，笑著問，怎么了啊？

她平靜極了。

直到那幾道云洱菜下肚，我和陳睡的眼淚才風干了。

飯后，我們仨又在村里的山頭并肩而坐，看著正午的太陽，風水草低見牛羊。我們說著說著話，就聽不見司晴的聲音了，一轉頭，她眼神失焦，不知神游多久了。

“有很多無能為力的事情。那種一想到就想低頭躲起來的無能為力。”良久回過神，她頓了頓，像是在理順胸口那口悶氣，接著說：“五個月前，周若的母親跳河走了。她和弟弟被那個不負責任的爹接回家。家里還有個休學的姐姐，十四歲，跟她同父異母。后來，她開始整天抱著一部破舊的二手手機，沉迷其中，成績一落千丈。前幾天聽村里人說，那爹在外地又找了個女人。”

她說著說著胸口抽痛，一手按著心口緩了緩，干脆仰面躺倒在山坡上，望著天說：“小孩十一二歲，逆得很，說什么都聽不進去。可我怎么告訴她，她爸根本不想讓她考大學離開這個家，他巴不得她早點嫁人，好換一筆彩禮。我說什么她都不信。她只覺得現在沒人管，痛快得很。”

她閉著眼，聲音卻一字一句地落在我們心上，像山風刮過干涸的河床，發冷，發疼。

“你知道她是怎么長大的嗎？”司晴開口，聲音低得像從胸腔里擠出來，“她媽剛走的時候，她整整兩天沒說話，第三天就開始學著做飯。沒油了，就兌水炒菜；沒錢了，就帶弟弟去地里撿掉下來的青椒和爛玉米。”

“她爸晚上回來，喝醉了就砸東西，罵她，問她怎么不跟她媽一樣去死。她不吭聲，縮在角落里護著她弟弟睡。”

她頓了頓，抬起頭盯著天：“有次，我去她家家訪。她剛把菜刀藏進背后，臉上還有手印。她跟我說，老師我沒事，他打我不打弟弟。”

她低頭笑了一下，那笑比哭還難看。

“你知道她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什么嗎？”司晴冷冷一笑，“她說：‘我媽死了我都不哭，我怕啥？’”

我們誰都說不出話。風吹過山頭，吹不散心口那團沉沉的悶。

司晴的聲音啞了：“我帶她去鎮上，帶她吃肯德基，她說那貴，不愿意花我的錢。只坐公交車兜了一圈。我買了一束向日葵給她，說你看，這花多像你！哈哈...外面的世界很大，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放棄自己。她認真地點了點頭，可回家后又在手機上翻視頻，笑得比誰都開心。”

她喃喃道：“她已經習慣了，甚至不覺得有什么不對。”

“我能做什么呢？”司晴看著我們，“我的力氣很小。”

她說完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

“走吧。”她說，“太陽快落山了。”

我們默默跟上，誰也沒說話。可那句“我媽死了我都不哭，我怕啥”，卻一遍遍地在我腦子里回蕩，像針，扎在心里，拔不出來。

回酒店的車上，陳睡問我：“她力氣很小是什么意思？”

我搖頭，窗外的山路彎彎繞繞，像她說過的那些“走不出去的命”，風吹起塵土拍打在車窗上，像是有人在敲門，卻沒人敢開。

陳睡沉聲說：“村醫說司晴以前和那女孩她爸打過架，結果她手臂被打傷了。說護不住那孩子。”

我嘆了口氣，“她力氣小，不只是說打不過人，更是擋不住那些事，管不了那個家。想幫忙，可就是無能為力。”

車里安靜得只剩風聲和車輪壓碎石子的響聲。

陳睡低頭：“她真的是一個人扛著嗎？”

我苦笑：“她撐著吧，不然早倒了。沒啥大本事，也沒什么后臺，就憑那點力氣，硬撐著不讓事情更壞。”

她那天在操場邊坐著，受傷了還想著孩子們的事。那不是英雄，是活著，是不放棄。

“那我們呢？能幫什么？”陳睡聲音里帶著點無奈。

我愣了一下，心里卻越來越清楚——光說不行，光等不行。

“我想，我們得先從學校開始，”我接著說，努力讓自己聽起來有些底氣，“給孩子們弄個學習小組，找些愿意來的志愿者，哪怕是鎮上的大學生也行，讓他們能有個地方，不被現實推開。”

“還有心理上的支持。”陳睡接上，“光學習不夠，心理，心理問題。得有人愿意聽他們說話，哪怕只是安靜地陪著，哪怕他們什么話都不說。”

我點點頭，手指緊緊扣住座椅的邊緣，“那些孩子，尤其是她們，缺的不是同情，而是被看見，被記得。讓他們知道，外面還有人關心，還有人愿意幫。”

“舉報家暴的渠道呢？”陳睡皺眉，“那些傷害，不能再繼續。”

“得有人撐腰，敢站出來。”我苦笑，“咱們力量太小，想做點事，也得先把村里那些沉默的力量調動起來。”

“司晴會幫忙，她在村里還有些人緣。”陳睡說，“她知道怎么說，怎么做。”

接下來的日子，我們開始聯系鎮上愿意幫忙的志愿者，聯系心理咨詢師，推開那些可能的門。司晴穿梭在村子里，挨家挨戶敲門，慢慢有了回應。

一開始，村民們半信半疑，甚至有人嘲笑我們“城里人白忙活”，但漸漸地，孩子們開始來參加輔導班，學校門口的匿名舉報箱也開始有人投下了寫著傷害和求助的紙條。

某天傍晚，三人并肩坐在村頭的老槐樹下，看著孩子們在夕陽中玩耍，樹影斑駁，陽光溫柔而沉靜。司晴輕聲笑著，眼里卻藏著淚光。

“沒想到，我們還能做出點什么。”她說。

“這才剛開始。”我笑著說。我們并肩看著遠處落山的太陽，陳睡堅定地說，“但我們不會停下。”我們互相注目。

司晴笑得很燦爛，“謝謝，謝謝。”

忽然，她倒在我們面前，臉色如紙。

送到診所，醫生沉默，話出口時，所有希望都破碎——晚期肺癌。

司晴死后的第二年春天。

槐樹依舊立在村口，枝葉繁密，影子斑駁地灑在泥土路上。我們站在她的墳前，墓碑上有些苔蘚斑駁，字跡已經開始模糊。

周若還是那個不安分的女孩，沒考上高中，偶爾來墳前，表情淡漠，沒有愧疚，也沒刻意避開。仿佛司晴在她生命里，是一個無法觸及的名字。

司晴的父母，兩個老人，臉上皺紋更深，眼神空洞，每日坐在石階上，望著遠方山路，等著一個不會再來的身影。

我們沉默著，回憶涌上心頭。那些日日夜夜，司晴用盡力氣撐起的一切。她走得太快，只留下沉甸甸的空白。

風起，帶起幾片槐花瓣。遠處，一輛車緩緩駛來，車窗搖下，一個年輕的支教老師滿臉笑容，眼里有光，仿佛要用自己的溫暖，去填補這片土地的陰影。

此后的十年間，我和陳睡每年都去看望她。看望她的人很少，前兩年有村民，有一年還有個學生，不過墳前總有新鮮的向日葵。偶爾只有一支，我想可能周若偶爾實在沒錢了。

第三年后，墳前再也沒出現過向日葵。后來我跟陳睡忍不住，找了村子里的人打聽，才知道周若離婚一年了，帶著一個半歲的娃娃。

顯然，此后，我們也不太會有交集。

司晴走后的第五年，侯仲賢的一個同事爆火，我看著半熟的面孔正在努力思考在哪見過，直到字幕上一字不差地出現：來自云洱的周若。

微信視頻忽然就進來了，陳睡第一句話：“你也在看電視？”

我倆笑，怎么也想不到，那個當年把青蟲揉碎在男生臉上，怎么也勸不聽的女孩，現在成了炙手可熱的女演員，她火得不可思議。

電視機里，她站在聚光燈下，談吐得體，自信張揚，每句話都像刀鋒，又像宣言。人們說她是新一代的“女力代表”，是話題體質，是收視保障。

但我們知道，在那所有高光之前，她曾是那個被司晴一次次從泥潭里拖出來、被老師護著的，始終沒放棄的學生。

我們對她的關注不多，直到一年后，她的第二部劇橫掃獎項。頒獎現場，她穿著黑裙，高跟鞋踩在舞臺中央，說了許多官方感謝詞，最后忽然頓住。她抬頭望向燈光，拿下話筒，自顧自說了句什么。

當然，當然我和陳睡看得懂：感謝司晴老師。

那天我和陳睡坐在屏幕前，沉默了很久。也是那年春天，墳前重新出現了向日葵。一整束，鮮艷地插在青苔斑駁的墓碑前。風吹過，花瓣輕顫，就像某種遲來的悔意，也像未竟之愛的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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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也取下話筒，輕聲問：“周老師，您說的司晴老師是哪位？”

“一個很重要的人。”

“對你很重要？”

“很重要。”她點頭，“但我以前沒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