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云南大理或麗江這樣的旅游圣地和千年佛國說開去，到了航海史，總顯得比較凄慘。這些社會下層華工的命運屬實悲慘。“勤能補拙”或者“勤奮致富”等等一些說辭被各類統治階級用于PUA他們的大腦，降低他們的靈感和敏感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殖民地，指的便是洋人，半封建的封建便是官僚。無論是在洋人還是在官僚的統治下，他們都得做工。在德國，這句話叫做Arbeitmachtfrei，工作使人自由，即自由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過工作由其他人賦予的。
這里涉及敏感的話題，就是西方的slavery或者在東方，孝道一類的東西。但無論要求他們做工的人是何種思路，這些華工被販運到了全球各地。例如荷蘭的殖民地（馬來西亞種橡膠，婆羅洲墾荒等等）、南美洲古巴（種甘蔗）、秘魯（挖鳥糞）、巴西（種植開礦）、北美洲的美國加拿大（修鐵路、開礦、淘金）、大洋洲澳大利亞新西蘭（淘金、種植業做工）、非洲馬達加斯加、南非、毛里求斯、太平洋大溪地、西薩摩亞、斐濟、夏威夷等等，幾乎遍及世界各地。華人抵達目的地后，從事極為繁重的勞動，受到殘酷剝削，死亡率很高，勞動壽命平均只有五年。在這樣的壓榨下，許多人客死他鄉。根據估計，1800-1925年出國的700萬契約勞工中，大約有100萬喪生，30萬受傷致殘，幸存下來的人在工作期滿并償還債務后，絕大多數留在當地，從事小商販、洗衣、餐飲、裁縫、種植等社會底層的勞作。在僑居國，他們還要不時面臨“排華”惡浪，其生存和發展的艱難可想而知。
現今的德國，有一種教育模式叫做“雙元制”，ausbildung，這樣的職業教育，并不那么適合中國家長的期望。即使是從小在德國長大的華裔家庭的孩子，如果能有流利德語，通常還是要選擇上“真正的大學”的。但不一定順利的路就是合適的路。
明明是人，為什么被稱為“豬仔”呢？原來這是被販賣圖利的活商品，成批成群地販運，被關在極其擁擠的船艙里，有高低床bunkbed就算是好的了。如遇道德水平更低的奴隸主或者殖民者，這樣的環境加上一些虐待，與畜類無疑。這些“豬仔”主要是福建、廣東沿海地區無以為生的破產農民，被海峽殖民地的同鄉同族的敗類拐販誆騙甚至綁架出海，運到海峽殖民地，以債奴的身份從事強制勞動。這種拐賣人口的勾當始于何時沒有詳細記載。除了馬來西亞以外，始于1800年的檳城就出現了轉賣契約的華工（豬仔）的公開行情。即立約勞動一年，售價30元銀幣。在檳城和馬六甲華人投機商（客頭）受到當地需要華工的買主委托，租下船只開往廈門、澳門和他們自己的家鄉附近，派遣爪牙到內地鄉村進行誆騙和綁架，將“豬仔”運到新加坡后，“客頭”先上岸找到買主，接著成交。最初的售價除去豬仔的船資旅費由買主付給之外，熟練工匠例如裁縫、銀匠、木匠每人售價10-15元，粗工6-10元，有病的“豬仔”三元或更少。由于外國各類工程都需要這些人，“豬仔船”一到案，立即被搶購一空。早期販賣屬于中介性質，“豬仔”販子只是從中賺取傭金，后來因為需要量更大，利潤優厚，于是成了以拐賣“豬仔”為專業的投機組織，俗稱“豬仔館”。在檳城、新加坡、汕頭、廈門、香港、澳門等地，都有“豬仔館”聯號。它們互相通氣，狼狽為奸，賄通中國地方官吏，神通廣大。“豬仔”運到新加坡，被送到“豬仔館”秘密囚禁，待價而沽。“豬仔館”門禁森嚴，具備各種刑具，為了管理壓制這些人，甚至雇有打手。多個打手經常對被鎖禁的“豬仔”橫加鞭笞，聲達戶外。實際與監獄囚犯無異。經過囚禁刑逼，直到“豬仔”承認自愿當官方面立約償還債務為止，這官方就是“華民政務司”。
華民政務司和東印度公司什么關系，這要說到香港。“麥當奴（1814年9月3日－1881年2月5日）是愛爾蘭人，是英國派駐中國香港的第六任港督，現在香港島半山區的麥當奴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814年生，歷任贊比亞、西印度、南澳大利亞及加拿大等地總督，有殖民地行政管理經驗。1866年3月被委任為中國香港第六任總督，他在中國香港6年正是中國香港經濟大幅度衰退時期，主要原因是《天津條約》簽訂后中英雙方簽訂《通商章程》，上海得長江開放通商之利，—躍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站。據《香港總商會百年史》載，1856年至1866年10年間上海貿易比香港和黃埔增加3倍以上，對華貿易中心從中國香港轉移到上海。這期間香港造幣廠關閉，擠提造成6家銀行倒閉。他一上任就面臨大量財政赤字，開始他采取停止各項市政建設、向匯豐銀行借款的辦法應急。后來他認為與其節流，不如開源。于是不顧商人們的反對，開征厘印（印花）稅，估計每年收入12萬元，足以彌補財政赤字。緊接著由政府統制賭博，頒發牌照，開放賭場。一方面“以賭制賭”，一方面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并以賭餉收入改善警察待遇，充實警察力量，改進貧苦華人的福利事業。這一政策給政府帶來大量財源，卻給社會帶來不安，造成香港社會賭風盛靡一時，罪案不斷增加，后在各界強烈反對的壓力下不得不于1872年1月吊銷賭館牌照。在他任內第一條海底電纜在中國香港及上海之間設立，第一個救火隊也組織起來，對于改善華人居住區的公共衛生也制定一些有力措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各方集資建成東華醫院，其中特區政府撥款1.5萬元，英國亦從特別基金中撥款支持，其余由華人捐資，這是華人在港首次興辦的社會福利事業。1869年耗資逾10萬英鎊的香港大會堂亦落成開幕，1874年4月任滿回國，英國政府以其貢獻封為爵士，1881年逝世。堅尼地是愛爾蘭人，英國派駐香港的第七任港督，香港島灣仔的堅尼地道以及中西區地方堅尼地城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年青時在軍隊服役，后棄軍從政，在愛爾蘭擔任行政官。隨后轉英國殖民地部，曾兩度出任贊比亞總督，還曾在加拿大及澳洲擔任行政工作。1872年4月16日被委任為第七任港督，當時香港形勢隨著蘇伊土運河的開放，電報及新式汽船的使用，商業有了一定的轉機。”
如果去過香港，就知道，港島南部權貴林立，堅尼KennedyTown聽著便是一種西方名字的早期開發痕跡。西人治港，將香港人都治理成為一種社會階層固化，貧民為自己所用，賭場麻痹富人，警察遏制港人的內斗狀態。當然，他們帶來了電報電話和蒸汽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