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跟丈夫返程回家，當晚住在了縣城的招待所。洗完澡，坐在床上聊天時，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緒，放聲大哭起來，丈夫也淚流滿面。他緊緊地抱著我，不斷地安慰我，他說我們已經為父親做了很多事，可是我總覺得要做的還遠遠不夠。一想到“他永遠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傷感就涌上心頭，頓時就會感覺筋疲力盡。

在回家的火車上，丈夫睡著了。我看著窗外的風景，想到父親一個人孤零零地埋在黃土里，痛苦就如同火車“轟隆轟隆”的一路開著。我原本以為會徹底深陷在失去父親的泥潭里，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失去父親的痛苦感受也再慢慢消逝。一方面是時間，另一方面長期不在父親身邊生活，他的離開本質上對我生活造成的影響不大，只要我控制自己不去想，就不會影響到我。而每當我確信自己沒必要或者不再需要為他做這做那的時候，我的內心就會感到一種失落，感到遺憾，因為就在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好，原本可以讓他享受一點幸福生活的時候，他卻走了，這讓我感到心痛。所有的一切，他已經不能再看到了。

有一天洗衣服的時候，我在衣服的袖子上看到了參加父親葬禮時佩戴過的黑色孝貼，當我取下它的那一刻，心疼地抽搐了一下，接著肚子痛，感到渾身失去了力氣，那個下午我什么也干不下去，胸口一陣悶到喘不過氣來，我才意識到自己從未真正從失去父親的悲傷中走出來。我決定為他做最后一件事：寫一本有關他的小說。我想從父親身上尋找一個真理，這個目標只能通過文字才能達到。

父親是來自社會底層的農民。我只想在作品中記錄下他說過的話、他做過的事、他的愛好、他生命中的標志性事件以及我們曾共同分享過的所有客觀的存在跡象。

寫作過程中，我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父親經歷了多次的自然災害和政治運動，該如何闡述這些事實？寫作一度停滯不前。直到某一天，無意中看到曾經拍過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的攝影師李振國說過的話，為我破解了困境。他說：“就歷史而言，惟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記憶，與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任務的宏偉史實記載相結合，方能合成一部鮮活完整的民族史。”，我決定如實書寫父親經歷的那些災難和運動，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和行為。

為了敘述一個受生活所迫卻又努力追求夢想的人的一生，我沒有權利采用藝術的形式，也沒有權利試圖呈現某種“激動人心”或“令人感動”的東西，而是選擇了中性的寫作。既沒有抒情的回憶，也沒有勝利者的嘲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