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塵埃
我見過她最兇狠的模樣，也見過她懊悔到痛徹心扉的樣子。她是個苦命的女人，我的養母——蔡雪。
1952年，她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在五個兄弟姐妹里排行老大。從小，清苦就是生活的底色，干不完的臟活累活是她的日常。那個年代，讀書機會寥寥，她也未能幸免。在那樣的家庭環境下，到了適婚年齡，她只能遵從父母之媒妁之言，嫁給了養父林初。養父是個退役軍人，從身高到長相都不賴，用一表人才形容毫不為過。婚后，她為他生下一雙可愛的兒女?；蛟S是生長在潮汕地區，多子多福的觀念在她心中根深蒂固，即便家里窮得揭不開鍋，也沒改變她的想法。然而，上世紀七十年代，多數婦女都逃不過被強行結扎的命運，蔡雪也不例外，于是便有了我。
從我記事起，在深圳的生活與蔡雪的童年相似，卻更顯清苦凄冷，挨餓受虐是家常便飯，至1982年四月，我來到這個世界，不知是何種機緣，尚在襁褓中的我成了這個家庭的一員。不知是因為我三歲時體弱多病總鬧肚子，還是本身就是被親生父母拋棄的，我從小就被叫做“垃圾”。每次聽到這個稱呼，就像被馴化的狗聽到指令，我開始了習以為常的日子：打井水、洗衣做飯、撿柴劈柴、燒豬食、清理豬圈……那時我常想，哥哥姐姐比我大五六歲，為什么他們什么都不用干，不用像我一樣挨打、被罰站在后門不許吃飯？為什么我不能上桌吃飯？為什么不能吃飽？為什么不能吃想吃的東西？在疼痛與饑餓交織中，我渴望長大。在某個明亮的夜里，小小的我對著月亮許愿，希望快點長大?？傻任议L大一點才發現，幼年的苦只是開胃小菜，真正的噩夢始于蔡雪的中年。
婚后的林初和蔡雪夫妻還算恩愛，在1976、1978、1982年完成生育計劃后，1983年把我們三個孩子交給家中長輩撫養，那是最愛我的奶奶。之后，他們便前往深圳闖蕩。1984-1986年，才陸續把孩子們接到深圳一起生活。林初和蔡雪先后給深圳本地人干農活、割稻田，后來林初學會挖水井，開始自己做小生意，蔡雪則務農養豬，她勤儉持家，雖沒讀過書，但勤勞能干，深受當地人喜愛，社交能力也不錯。小時候，家里進進出出的人我都叫伯伯。那時的蔡雪滿腦子都是賺錢。她那大嗓門似乎永遠不會嘶啞，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氣。在欲望的驅使下，她從那個年代的社交圈里嗅到了金錢的味道。說起來，這有點像拉皮條賺傭金，雖然有些伯伯只是喝喝酒、過過眼/手癮，但也足夠讓她獲利。那幾年，家里陸續添置了先進電器和交通工具，可我的生活并沒有多大改變。養父雇傭的伙計們一直以為我是老板家的丫環或童養媳。
年齡稍大一些后，我每天都餓得前胸貼后背。每到飯點，我只能盛一點點飯菜，要是多盛了，蔡雪就會滿臉不悅，在那種極度饑餓的狀態下，哪怕只是一碗白粥，在我口中都如美味佳肴。長期處于吃不飽的狀態，我只能趁他們都不在家的時候，偷偷吃點家里的剩飯菜。每次被發現后，等待我的都是一頓毒打，可我還是“屢教不改”，因為饑餓實在太難忍受，我也從不后悔自己的行為。后來，我從沒想過自己有機會去上學，那對我而言是整個童年最快樂的事，當時真的是喜出望外！我熱愛讀書，別的同學都盼著放假，而我卻無比喜歡星期一到星期五，特別害怕周末。因為在周一到周五，我不用干那么多繁重的活兒，也減少了被打罵的可能?？煽鞓返臅r光總是短暫，上學的日子轉瞬即逝，而每個周末卻漫長得如同沒有盡頭。時光悠悠流轉，來到了小學一年級的第二學期。在那個一塊白糖黑芝麻餅干還只賣一分錢的清晨，我的養母當場撞見了她那如同怡紅院里的姑娘般的情敵和我養父之間的茍且之事。那一刻，一向看似刻苦勤勞、為了夫家絞盡腦汁努力賺錢的蔡雪，瞬間像一頭失控的母獅子。她抄起我平時砍柴用的斧頭，瘋狂地把家里值錢或不值錢的東西砸得稀巴爛。嘴里不停地念叨著“這個家不要也罷”。就在這時，我看到養父林初追了上來，他一把搶過斧頭，高高舉起，就要往養母身上砸去。我驚恐萬分，聲嘶力竭地大喊：“啊爸不要！”愣了幾秒后，養父像是緩過神來，把斧頭丟進了屋后那條長河里，隨后，他自己也縱身跳了下去。水性很好的他，或許是不知該如何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一切，選擇了離家出走。而毀滅性的災難，也就此拉開了帷幕……
1992年，春回大地，一位老人在中國南海邊繪下壯麗篇章。彼時，深圳正經歷著巨變，大片荔枝林被推平，記憶中的老樹與野果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居民樓、廠房和工業區。而在這片土地的某個角落，林初的人生悲劇悄然拉開帷幕。懷著贖罪之心的林初離家五天后歸來，迎接他的是蔡雪宣泄不盡的恨與不甘，那無盡的怒火將他的身心無情地蹂躪。夜半時分，凄厲的哀號回蕩，卻未能平息蔡雪絲毫的憤怒。精神崩潰的林初再度離家，待傷痛愈合又折返，如此反復，在這病態的輪回里，兩人相互折磨，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正值青春期的哥哥姐姐，面對家庭突如其來的變故，不知所措。同學們的竊竊私語，令他們無心學業。而我，在老師多次當著全班同學催討學費無果后，也失去了上學的勇氣。那時，哥哥就讀初中，姐姐五年級，我才上小學一年級。
蔡雪與林初的糾葛持續發酵，生活的車輪卻依舊滾滾向前。姐姐輟學后，在電子廠幾進幾出；哥哥則投身裝修行業，他們都盡量避免回家。1993年至1995年期間，養母陸續抱回兩個被遺棄的女嬰，或許在她心中，丈夫與子女的疏離讓她深感不安，企圖以此培養日后能陪伴自己的依靠。自那以后，照顧妹妹便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年僅十來歲的我，夜晚睡眠不足，白日疲憊不堪。養父不在時，養母更是將內心的怨恨以極端病態的暴力方式發泄在我身上。那張破舊的被子，成了我唯一的慰藉，我曾在它的懷抱里撕心裂肺地哭泣，也曾對它傾訴無數的心聲。我甚至嘗試過上吊與偷吃老鼠藥，因畏懼痛苦只敢少量攝入，才僥幸存活。
1996年，我暗中變賣家中廢品，積攢下“巨款”五塊多，而后踏上未知的旅程。在公路上隨意搭乘一輛巴士，來到松崗。下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走進云吞店，盡情享受記事以來的第一頓飽餐。隨后，我模仿電視劇《阿信的故事》中的阿信，逐家詢問店老板是否招工。夜晚，我藏身于花叢后的樹林中休憩，白日則繼續尋覓工作。數日后，身上僅余五毛錢，饑餓難耐時只能飲用工地上的免費水。一位煮飯阿姨見我多日在此徘徊，主動前來詢問。我鼓起勇氣將離家之事和盤托出。幸運的是，阿姨心地善良，在得知我是潮汕人后，告知我她的老板亦是潮汕同鄉，并讓我等待老板到來詢問招工事宜。老板聽完我的經歷，雖勸我歸家無果，但最終還是收留了我，安排我在他的深圳松崗蕭樹強醫院鄺建工程隊負責切菜、洗菜與燒火工作，承諾每月給予200元薪酬，包吃包住。那一刻，我滿心歡喜，仿佛阿信的信念與幸運降臨在我身上。
在之后的數月里，我在工程隊衣食無憂，免受打罵，還能領取工資。隨后我前往東莞從事保姆工作。然而，流浪的生活讓我逐漸意識到，在外漂泊需要身份證與暫住證來證明自己的身份，否則便會如過街老鼠般惶惶不安。無奈之下，1997年冬天，我回到了那個令我恐懼的家。養母見我已到工作年齡，將我安排在一家批發部做飯，每月雖有500元收入，但我僅能得到50元。盡管能為家庭掙錢，可打罵依舊如影隨形。但我也尋得了一絲小確幸，用那50元購置了新華詞典、紙張與筆，憑借一年級所學的拼音知識，逐字抄寫讀音、筆畫、部首與釋義，在不斷努力下，漸漸掌握了常用文字表達。老板的母親有一臺小收音機，做飯時我總會打開聆聽，那是我為數不多的快樂時光。我曾想寫信給深圳某電臺傾訴心聲，卻因自卑而放棄，想起阿信在艱苦歲月中努力求知，16歲的我也決心改變自己。
回首往昔，我們這所謂的“一家七口”，不知前世積攢了何種緣分，今生才會糾葛在一起。蔡雪六十歲時患上初期海默茲爾綜合癥，此后幾年間，相繼承受喪子與喪夫之痛。她的命運看似可憐，實則諸多不幸皆由自身所致。她曾親手拆散兒子美滿的婚姻，將媳婦逐出家門，也曾盛怒之下囚禁姐姐，阻礙其婚事。我于心不忍，偷偷為姐姐開鎖，助她逃離。直至外甥女出生，她才回娘家探望，否則姐姐恐也難逃悲劇命運。此刻，我不禁想起張愛玲《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同樣婚姻不幸，便讓兒女也深陷不幸泥沼，我亦未能幸免。她們皆是內心狠毒且缺乏智慧的女子，否則人生或許會是另一番模樣。養母的另外兩個女兒，自取得身份證后便離家遠去，多年未歸。若說養父當年夜半的哀號令人揪心，那養母晚年的痛苦則更甚幾分。養母臨終前數月，我前去探望，她欲將我攬入懷中輕撫，涕淚橫流地念叨著還好有我，也許在時而清醒的時候，她也有對過去的我有所歉意和懊悔，言語間滿是愧疚與悔恨。然而，她不知早在我患抑郁癥之時，醫生已治愈我心中的傷痛，我亦在那時與過往和解，釋懷了一切。
時間步入2024年，我已經43歲。就在這一年的7月，我送別了養母。從此，這世上再無人讓我喊一聲“媽”。盡管曾經，她給我帶來過許多如噩夢般顫抖的時刻。
在殯儀館里，那個曾經力大無窮、大嗓門的她，安靜地躺在棺材里，再也不會醒來。她的子女中，只剩下我和姐姐，來與她作最后告別的。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終有一天，我也會像她這樣躺在里面，和我的兒女告別。
一想到我的女兒，我的心就像被揪住一樣難受。她是那么單純、可愛、漂亮。我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我離開的時候，她還是孤身一人該怎么辦。我是如此深愛她??！我多希望她能學會我一生積累的生存本領，希望她的生活永遠陽光燦爛，一生都不受傷害。更希望在我離開的那一天，會有人在她身邊照顧她、愛惜她、寵溺她，而她也不要因為我的離去而長時間沉浸在悲傷之中。如果電視劇里說的是真的，人死后會化作天上的一顆星星守護所愛的人，那我一定要成為最亮的那一顆，永遠守護著我的孩子。
署名：嘆荷
2024年11月24日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