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南下，就遇見李宗仁和蔣介石。二位自然是手握兵權的大軍閥。北方人閻錫山遇到他們自然有些水土不服。作為國民黨要員，閻錫山也只能在二人之間策略性進言。

二人北伐的時候，對閻錫山來說正是南下。對于山西軍閥閻錫山，這是一項需要適應粵軍的活動。李宗仁作為桂系，出身廣西桂林這樣山清水秀的村寨之間。而蔣介石在浙江奉化出生，一路跟隨孫中山起事，掌握廣東軍隊兵權。二人一山不容二虎，李宗仁更是直抒胸臆稱蔣介石只有陰謀沒有雄才大略。也許是二人太過熟悉的緣故。

作為國民黨要員，去臺灣后的議院議長，閻錫山也許對桂系和粵系沒有那么感興趣。他的主要根據地，正是定襄這樣北方歷史文化文明脈絡清晰豐厚的地方。定襄的大院依傍太行王屋山，似乎天然的石頭和磚石連在一起成為崇山峻嶺。在這崇山峻嶺之間，陜西山西的漢子們也集結起來，在這攸關的時點起事。

推翻帝制這件事，在全世界范圍看，是一戰以來的主要內容。但這在各個國家都有不同。在英國，大英帝國保留了皇室而改組了內閣成為議會制。在俄國，我們知道的當然有1917十月革命。在日本明治維新大概是這個時代。在轟轟烈烈的世界人民革命時候，中國也不甘落后，1919年地安門的五四大街上，海報和書卷紛飛。人們把這總結為一個“當世界年輕的時候”。這個浪漫的說法叫做，當世界年輕的時候，思路激蕩，人們思辨，或者窮則思變。

倒推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1866-1925），出生在這個詭譎多變的時代，在1870年左右目睹中華民族有被西方瓜分的危險。這段時間，美國的GDP首次超過英國。其前十年的1860，正是鴉片戰爭和《解放黑人奴隸宣言》《TheEmancipationProclamation》頒布的時代。非華人人種的轟轟烈烈，顯然壓倒了當時一無所知的中華民族。1870年這一年，查爾斯狄更斯去世了。他的許多作品，例如《霧都孤兒》、《遠大前程》等一系列反應工業革命中人物的生活文學，被載入歷史。人類之間對于神仙皇帝的種種不信任和對塵世生活的向往斗爭中，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閻錫山（1883-1960）變法支持袁世凱稱帝。但帝制畢竟已經日薄西山，其衍生也無非一場鬧劇。

或許雄踞山西的閻錫山，本就不屬于其他的土地。在1920-1949年的十年間，他沒有選擇地選擇了國民黨，也因此奠定了后來敗走臺灣的基調。在“太原五百完人”的傳言里，你能感受到他永遠的鄉黨情懷，就是想回太原，家鄉飯豆面抿尖，高粱面擦擦子，莜面窩窩，他也不得不流露出對共產精銳部隊的羨慕。他知道共產黨紀律嚴明，軍事水平較高。和趙戴文一道，他分析時局以守山西。在梁化之要殺害共產黨員趙宗復（趙戴文之子）時，是他家里的閆惠卿連忙勸說：“老漢（指閻錫山）在（太原）的時候都沒有處理．你為啥要處理他？老先生（指趙戴文）就這么個苗苗，還能這么做？老先生怎樣對待你來？”

五臺河靜靜地流淌。趙戴文老先生的兒子趙宗復，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就進行革命活動。他還和在黨領導下活躍在山西的“劇宣二隊”來往密切，并以公開身份多次對他們進行掩護。在白色恐怖籠罩下，他把許多進步青年輸送到解放區。1947年，閻錫山為控制進山中學，清除進步力量將趙宗復調離學校，師生曾舉行盛大的營火晚會為其送別。學生們懷著如失怙恃漂泊孤舟的復雜心情，朗誦詩詞，痛惜他的離去；詩詞中，以“燈塔”、“靈魂”、“火花”等瑰麗的詞藻，贊揚他的“青年精神，民主精神，學習精神”，贊譽他是一個“沒有榮譽，沒有裝飾，坦白而富有正義感的人”。

也許在山西這樣縱橫捭闔的壯闊地界，在革命政治和站隊的矛盾中，一條大河波浪寬的動蕩中，正如烏克蘭戰場的哥薩克人一樣，有的哥薩克人是紅色，有的哥薩克人是白色。他們有時候矛盾，甚至沖突而不喜歡彼此。在歷史的長河中，國民黨員趙戴文老先生和他的兒子共產黨員趙宗復先生的故事，應當被永遠銘記和紀念。

在清朝時期，老佛爺都去五臺山供佛。許多文人墨客的字號都取做“清涼山人”，而取此號最早的，則是早期留日軍政要人趙戴文先生。他們的鄉黨情懷，有時候已經超越了國共兩黨的條款式、綱領式的論斷和投票。例如趙戴文與趙宗復二人同是知識分子和老師，卻分屬不同黨派。但這又某種程度上決定了趙宗復的命運。這種情形令人反思19年前的1947年。村民趙馬有的哥哥聽到革命傳播的聲音，便走上前去。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啊，共產黨的生活比蜜甜。”反應一種當時口口傳唱的心聲。“我死后，你們不要放聲大哭”，閻錫山說。再重要的偉人，也抵不過一呼百應百萬將士。他當然對美國人抱有幻想，以為美國人會插手大陸的治理劃江而治。希望破滅后，他不得不前往臺灣。然而在歷史舞臺上，他的洪流早已落幕。

“我死后，你們不要放聲大哭。”閻錫山對家人們說。政客的角色比一種職業可謂復雜得多。賣力表演造勢也許是他的工作。然而浩浩湯湯的勢才是政治的本質。這個意義上，也許被人遺忘是一種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