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原文引用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義無返顧的出發，并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領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與他們良好的整體素質有關。這種素質，特別適合于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因此也可稱之為商業人格。我接觸的材料不多，只是朦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這種心態，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于末位，雖不無錢財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財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在這一點上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對安徽也一直有誤會，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貧困省份，容以后有機會專門說說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為難、進退唯谷。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最后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于義奏書的［石朱］批)。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范，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整個中國版圖都在視野之內，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里，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后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府、停息邊陲戰火之后，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干什么了，面向蒙古、XJ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栓有駱駝十萬頭，這是何等的眼光。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采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又如，清代南方諸商業中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著急，只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的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著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不管這些塊面處地多遠，原先與自己有沒有關系。人們可以稱贊他們“隨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于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于一系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對于商業的重要，于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命脈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這種種作為，都是大手筆，與投機取巧的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深厚蘊藏、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關，我們只能抬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只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號”。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成一種商業大氣候。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號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襯。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終于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便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到后來實在還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出，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它象征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蘿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愿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很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態”，在西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不僅如此，他們在具體的商業行為上也特別講究信譽，否則那些專營銀兩匯兌、資金存放的山西票號，怎么能取得全國各地百姓長達百余年的信任呢？如所周之，當時我國的金融信托事業并沒有多少社會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金融信托事業的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而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于領先地位，他們竟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業同行互間的道義和商業行為本身的道義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給中國商業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上的光彩，也為主攻思想史上歷時千年的“義利之辯”(例如很多人習慣地認為只要經商必然見利忘義)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四，嚴于管理。山西商人最發跡的年代，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于無政府狀態，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約束，面對如許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卻很少有隨心所欲地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訂行業規范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一切無序的行為至多得力于一時，不能立業于長久。我曾恭敬地讀過上世紀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科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的隊伍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號總經理雷履泰這樣的人則完全可以稱之為商業管理大師而雄視一代。歷史地來看，他們制訂和執行的許多規則正是他們的事業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訣所在。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內部機制上改變了一般的雇傭關系，把財東和總經理的關系納入規范，總經理負有經營管理的全責，財東老板除發現總經理有積私肥己的行為可以撤換外，平時不能隨便地頤指氣使；職員須訂立從業契約，并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察升遷；數字不小的高級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總號對于遍布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因此進一步制定分號的報賬規則、分號職工的書信、匯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常，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不必為已有產業搞得精疲力竭了。
以上幾個方面，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商業人格？不管怎么說，有了這幾個方面，當年走西口的小伙子們也就像模像樣的做成了大生意，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何謂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
然而，一切邏輯概括總帶有“提純”后的片面性，實際上，只要再往深處窺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結構中還有脆弱的一面，他們人數再多，在整個中國還是一個稀罕的群落；他們敢作敢為，卻也經常遇到自信的邊界。他們奮斗了那么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撐，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歷史理由。嚴密的哲學思維、精微的學術頭腦似乎一直在躲避著他們。他們已經有力的改變了中國社會，但社會改革家們卻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們冷落在一邊。說到底，他們只能靠錢財發言，但錢財的發音又是那樣缺少道義力量，究竟能產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沒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們也就無法建立內在的精神王國，即便在商務上再成功也難于抵達人生的大安祥。是時代，是歷史，是環境，使這些商業實務上的成功者沒有能成為歷史意志的覺悟者。一群缺少扳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不大能掌握得住的掌柜。他們的出發點和終結點都在農村，他們那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參照物只有舊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們的人生規范中不得不融化進大量中國式的封建色彩。當他們成功發跡而執掌一大門戶時，封建家長制的權威是他們可追摹的唯一范本。于是他們的商業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時還會逐步走到自身優勢的反面，做出與創業時判若兩人的行為。在我看來，這一切，正是山西商人在風光百年后終于困頓、迷亂、內耗、敗落的內在原因。
在這里，我想談一談幾家票號歷史上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糾紛，可能會使我們對山西商人人格構成的另一面有較多的感性了解。
最大的糾紛發生在上文提到過的日升昌總經理雷履泰和第一副總經理毛鴻［歲羽］之間。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管理專家，一起創辦了日升昌票號，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導的開創者，都應該名垂史冊。雷履泰氣度恢宏，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際魅力，幾乎是天造地設的商界領袖：毛鴻［歲羽］雖然比雷履泰年輕十七歲，卻也是才華橫溢、英氣逼人。兩位強人撞到了一起，開始是親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業獲得大成功之后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個中國式的大難題：究竟誰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號中休養，日常事務不管，遇到大事還要由他拍板。這使毛鴻［歲羽］覺得有點不大痛快，便對財東老板說：“總經理在票號里養病不太安靜，還是讓他回家休息吧。”財東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說，我也早有這個意思，當天就回家了。過幾天財東老板去雷家探視，發現雷履泰正忙著向全國各地的分號發信，便問他干什么，雷履泰說：“老板，日升昌票號是你的，但全國各地的分號卻是我安設在那里的，我正在一一撤回來好交代給你。”老板一聽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萬別撤分號，雷履泰最后只得說：“起來吧，我也估計到讓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板求他重新回票號視事，雷履泰卻再也不去上班。老板沒有辦法，只好每天派伙計送酒席一桌，銀子五十兩。毛鴻［歲羽］看到這個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升昌呆下去了，便辭職去了蔚泰厚布莊。
這事件乍一聽都會為雷履泰叫好，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獲得了全勝，毛鴻［歲羽］一敗涂地，然而這里無所謂是非，只是權術。用權術擊敗的對手是一段輝煌歷史的共創者，于是這段歷史也立即破殘。中國許多方面的歷史總是無法寫得痛快淋漓、有聲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這種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之間必然會產生的惡性沖突。商界的競爭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脫離業務的軌道，在人生的層面上把對手逼上絕路，總與健康的商業運作規范相去遙遙。毛鴻［歲羽］當然也要咬著牙齒進行報復，他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升昌票號中兩個特別精明能干的伙計挖走并委以重任，三個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務快速地推上了臺階。雷履泰氣憤難紓，竟然寫信給自己的分號，揭露被毛鴻［歲羽］勾走的兩名“小卒”出身低賤，只是湯官和皂隸之子罷了。事情做到這個份上，這位總經理已經很失身份，但他還不罷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機會就拆蔚泰厚的臺，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謀劃，蔚泰厚的蘇州分店就無法做分文的生意。這就不是正常的商業競爭了。
最讓我難過的是，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杰出人物在勾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來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讓自己的孫子起一個與對方一樣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孫子叫雷鴻［歲羽］，而毛鴻［歲羽］的孫子則叫毛履泰！這種污辱方法當然是純粹中國化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憎恨敵手的同時是否還愛兒孫，我不知道他們用這種名字呼叫孫子的時候會用一種什么樣的口氣和聲調。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就是你們給后代的遺贈？你們創業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里去了？怎么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占據你們日漸蒼老的心？
也許，最終使他們感到溫暖的還是早年跨出家門時聽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龐大的家業也帶來了家庭內情感關系的復雜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種單純性已不復再現。據喬家后裔回憶，喬家大院內廚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嫗在干粗活，玄衣愁容，旁若無人，但氣質又絕非傭人。有人說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與夫人產生了什么麻煩，誰也不清楚，但毫無疑問，當他們偶爾四目相對，《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會走音。寫到這里我已知道，我所碰撞到的問題雖然發生在山西卻又遠遠超越了山西。由這里發出的嘆息，應該屬于我們父母邦的更廣闊的天地。
（五）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敗落的原因，全然歸之于他們自身。就一二家鋪號的興衰而言，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然而一種牽涉到山西無數商家的世紀性繁華的整體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歷史原因。
商業機制的時代性轉換固然是一個原因。政府銀行的組建、國際商業的滲透、沿海市場的膨脹，都可能使那些以山西腹地幾個縣城為總指揮部的家族式商業體制受到嚴重挑戰，但這還不是它們整體敗落的主要理由。因為政府銀行不能代替民間金融事業，國際商業無法全然取代民族資本，市場重心的挪移更不會動搖已把自己的活動網絡遍布全國各地的山西商行，更何況龐大的晉商隊伍歷來有隨機應變的本事，它的領袖人物和決策者們長期駐足BJ、上海、武漢，一心只想適應潮流，根本不存在冥頑不化地與新時代對抗的決心。說實話，中國在變又沒有大變，積數百年經商經驗的山西商人在中國的土地上繼續活躍下去的余地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仍然很難斷言中國已經進入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文明，換言之，如果沒有其他原因使晉商敗落，他們在今天也未必會顯得多么悖時落伍。
那么，使山西商人整體破敗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我認為，是上個世紀中葉以來連續不斷的激進主義的暴力沖撞，一次次阻斷了中國經濟自然演進的路程，最終摧毀了山西商人。
一切可讓史料作證。
先是太平天國運動。我相信許多歷史家還會繼續熱烈地歌頌這次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但似乎也應該允許我們好好談一談它無法淹蓋的消極面吧，至少在經濟問題上？事實是，這次歷時十數年的暴力行動，只要是所到的城鎮，幾乎所有的商業活動都遭到嚴重破壞，店鋪關門，商人逃亡，金融死滯，城鎮人民的生活無法正常進行。史料記載，太平軍到武昌后，“漢地驚慌至極，大小居民、鋪戶四外亂逃”，票號、銀號、當鋪“一律歇閉”，“蕩然無存”，多種商事，“兵燹以后無繼起者”。太平軍到蘇州后，“商賈流離”、“江路不通”、“城內店鋪亦歇，相繼逃散”。太平軍逼近天津時，賬局停歇，街市十三行中所有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皆已失業”，受其影響，BJ也是“各行業閉歇，居民生活處于困境”。至于全國各地一般中小城鎮，兵伍所及，“一路蹂躪”，“死傷遍野”，經濟上更是“商賈裹足，厘源梗塞”。十余年間，有不少地方太平軍和清軍進行過多次拉鋸，每次又把災難重復一遍。到最后太平天國自己內訌，石達開率十萬余人馬離開天京在華東、華中、西南地區獨立作戰，重把沿途的經濟大規模地洗刷了一遍，所謂“蕩然無存”往往已不是夸張之言。面對這種情況，山西商號在全國各地的分號只得紛紛撤回。我看到一份材料。1861年1月，日升昌票號總部接成都分號信，報告“賊匪擾亂不堪”，總部立即命令成都分號歸入重慶分號“暫作躲避”，又命令廣州分號隨時觀察重慶形勢，但三個月后，已經必須命令廣州分號也立即撤回了，命令說：“務以速歸早回為是，萬萬不可再為延遲，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一個大商號的慌亂神情溢于言表。面對著在中國大地上流蕩不已的暴力洪流，山西商人只能慌亂地龜縮回家鄉的小縣城里去了，他們的事業遭受到何等的創傷，不言而喻。
令人驚嘆的是，在太平天國之后，山西商家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竟又重整旗鼓，東山再起。后來一再地經歷英法聯軍入侵、八國聯軍進犯、庚子賠款攤派等七災八難，居然都能艱難撐持、絕處逢生，甚至獲得可觀的發展。這證明，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經濟本能是極其強大的，就像野火之后的勁草，巖石底下的深根，不屈不撓。在我看來，一切社會改革的舉動，都以保護而不是破壞這種本能為好，否則社會改革的終極目的又是什么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們常常忘記了這一點，離開了世俗尋常的生態秩序，只追求法蘭西革命式的激動人心。在激動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經濟生活形成和社會生存方式是否真正進步，卻很少有人問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