嵯峨浩與溥杰的婚姻，拋去政治因素，成為一段佳話。一個原因是她對中華文化深厚的理解讓二人愛情甚篤。然而她的背后站著日本軍部。作為一個好的例子，從對于她的分析入手，可以一窺二戰時期日本軍部的發展思維。“日滿親善”聽起來確實邪性。“軍部”一詞，在戰前日本曾經十分流行。軍部本來指國家機關的一個部門--軍事部門而言。但在日本近代史上特指軍隊中的上層人物。他們掌握軍事部門，形成獨特的政治勢力而發揮作用。
日本憲法規定海陸軍統帥權及軍隊的編制、兵力的決定權屬于天皇。以此為法律根據，十九世紀末期出現一種動向，即掌管軍令事項的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脫離內閣和議會而推行獨立的政治路線。日俄戰爭后，為了統治臺灣和朝鮮、維持和擴張在中國東北的勢力范圍以及執行對中國和蒙古的政策，需要加強軍事力量為后盾，因此這種傾向更加發展。終于從制度上確立軍隊上層作為一個政治勢力進行活動。
即元帥府，參謀本部和軍令部無需同內閣及政府各機關協商，只需要取得天皇的同意就能決定兵力和用兵方法。由于明確規定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因此軍隊上層能夠左右內閣的軍事及對外政策。而且規定軍令為赦令事項，不受內閣、議會的干涉。這一制度開始開始有意識的運用是在1907年（明治40年）制定《帝國國防方針》的時候，它規定國防方針由參謀本部和軍令部提出，天皇命令內閣加以研究。而其附件《國防所需兵力》和《帝國軍隊用兵綱要》也只由軍事當局決定。以后即以參謀本部、軍令部、陸軍省和海軍省的部、課長（皆為現役將校）為中心，負責推進旨在加強軍力的政治工作和在國外的陰謀活動。而批評他們的人譴責他們為“軍閥”，“軍人閥”，“武人派”。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后期，軍部內部路線問題對立表面化，軍人們互相誹謗，相互斥之為軍閥，進行長期的派閥斗爭，其中統治派和皇道派就是典型。原來在軍閥割據的同一時期，日本軍閥也具有相似的人性。但日本軍閥發展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殘暴狀態。例如很多stereotypical形容之下令人難以理解的“武士道剖腹自殺”等一些情節。
這種對生命的不珍惜也可以被上升為一種所謂的“信仰”。但由于相對日本民族來說，筆者是外國人，因此具有不理解的局限性。
日本封建時期武士如被主君賜死，相比起純粹的斬首，剖腹被視為最光榮的死法。剖腹到江戶時代才得以形成過程洗練、并由介錯輔助的復雜儀式。在日本戰國時代至江戶時代初期，剖腹者并沒有介錯人協助，會直接于腹部割開十字形狀，內臟爆裂流出，直至失血過多死亡。這種剖腹方法稱為「十文字切」。現代醫學一般認為刀鋒到達內臟時，剖腹者會已失去知覺。最后使用十文字切方式自殺的，是1912年的乃木希典上將。完成辭世之句，準備剖腹。二戰結束之日，日本陸軍大將阿南惟幾就是采用切腹的方式結束了自己，但死時極為痛苦，成為戰后第一個以切腹方式自決的日本高級將領，可見武士道精神在日本人心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這種行為的動機較復雜，除了為主報仇，切腹而死外，有引咎切腹的，有尸諫切腹的；有戰敗不屈切腹的，有有志不遂、生不如死而切腹的等等。小林正樹的電影《切腹》反映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這種對待生命的態度。很難評論。武士道精神（Bushidocode）把榮譽視為高于一切。“Seppuku”的譯文是“切腹”，所用到的利器通常是一把名為tanto的短刀，就是一把短匕首。這些會為西方人所研究而成為一種文化，但是為山西鄉黨趙戴文先生或筆者，或任何一個中國大陸人民觀感，這種行為也許是一種對生命的不尊重。
即使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生死觀，這種軍國主義的變態，已經遠遠超出了安全的場域。也許這奠定了軍國主義二戰時期模仿德國或意大利加入納粹被稱為邪惡軸心的文化基礎。當然日本有其精致的部分，但許多這個時期衍生出來的行為，只能在歷史上被定性為暴行。與此同時你就想到希特勒的扶手Himmler，6000萬人的死與之有關。這樣的將他人的生命拉入絕望的邪惡軸心，和所謂信仰榮譽其實已經沒有太大的關聯。從這個角度看，紅軍有其有道理的地方。蘇聯人的人性光輝，在冬宮的畫架上，在列賓美院的畫作中，更加不超出安全的場域，沒有成為變態。
從戰后文學角度看，日本有川端康成，小林多喜郎、以及小說家三島由紀夫（YukioMishima）。無獨有偶，三島由紀夫1970年11月25日在東京軍事基地煽動政變，試圖恢復天皇的權力，結果政變失敗的他剖腹自殺。
中國人對日本人某種程度的討厭和西方人對日本人的忌憚，也許正是來源于這種變態行為。
入侵山西的，正是軍國主義者阿南惟幾（阿南惟幾／あなみこれちか、1887年2月21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東京都人（一說大分縣人）。1905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1918年日本陸軍大學校畢業。1927年被派駐法國，歸國后歷任侍從武官、近衛步兵第二聯隊長、東京幼年學校校長、陸軍省兵務局長。1937年任陸軍省人事局長。
1938年11月，阿南惟幾任侵華日軍第一o九師團長，入侵中國SX省。1939年任陸軍次官，參與制定重要國策。后任侵華日軍第十一軍司令、第二方面軍司令，在中國的漢口和東北地區作戰。1943年5月晉升大將，任航空總監兼航空本部長。1945年4月出任鈴木貫太郎內閣陸相。日本敗局已定，但仍主張本土決戰，有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之日，在自己寓所中自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