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的南方小城，空氣里常年彌漫著一股潮濕的、混合著陳舊樓房和工業塵埃的味道。方向就出生在這里，一個由特殊經緯線編織成的家庭。

他的家，與其說是一個港灣，不如說更像一個功能分區明確的宿舍。父親方建國，是市里老牌電子廠的一名技術工人。這份工作，在當年意味著鐵飯碗、固定工資，以及退休后能穩穩拿到手的退休金，是許多人眼里的“好工作”。但對于方向來說，父親更像一個沉默的符號。方建國是二婚，前妻留下了一個兒子，比方向大不少，早已離家獨立。對于方向和他姐姐方萍這兩個現任妻子生的孩子，方建國似乎總隔著一層看不見的膜。他下班回家，常帶著一身機油和金屬的冷冽氣味，話極少，眼神也極少落在孩子們身上。他的世界仿佛只有廠里轟鳴的機器和手中那份能保障未來的工資單。父子間的交流，往往僅限于飯桌上幾句關于“吃飯”、“作業”的簡短指令，冰冷得像車間里淬火的零件。

母親李桂芬，是頭婚嫁給了二婚的方建國。年輕時，她像許多沒有固定工作的婦女一樣，什么活計都干過，縫紉、擺攤、幫廚……直到方向入伍前后那幾年，家里靠著祖輩留下的幾塊地被開發商征用，換來了五套位置不算頂好但也足夠讓人眼紅的房子。這筆“橫財”本該讓生活輕松起來，但方向家的日子，卻朝著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向滑去。

李桂芬的心，被另一種“事業”填滿了——救助流浪狗。

起初只是心軟收留了一兩只小區里臟兮兮的可憐蟲。但很快，三四只變成了十幾只，家里、樓道都容不下了，鄰居們的投訴像雪花一樣飛來。李桂芬的應對方式不是放棄，而是更決絕地投入。她在靠近市郊的地方租下了一塊荒地，用補償款的一部分搭建起簡陋的棚舍，把她的“毛孩子們”都遷了過去。這個被鄰里戲稱為“李桂芬狗場”的地方，迅速膨脹，狗的數量逼近了三位數。

方向記得很清楚，小時候，家里總是空蕩蕩的。父親在廠里，母親不是在為狗場奔波（買便宜的雞架、玉米面，聯系獸醫，打掃衛生），就是在為數不多的回家時間里，絮叨著哪只狗病了、哪只狗打架受傷了、救助站的人多么不靠譜、開銷多么巨大。她的眉頭總是緊鎖著，眼里盛滿了對那些流浪生命的焦慮和執著，卻很少有空隙留給自己的孩子。

“方向，自己把飯熱一熱，鍋里還有早上剩的粥。”這是母親出門前最常說的話。小小的方向，早早就學會了踩著小板凳夠灶臺，學會了在空蕩蕩的家里自己和自己玩。母親的愛，像她匆匆的背影，粗糙而遙遠。她不是不愛孩子，只是她的精力和熱情，絕大部分都被狗場那個喧囂而沉重的世界吸走了。撫養的責任，在日復一日的“自己搞定”中，變得稀薄而模糊。

家里的經濟來源主要靠父親的工資和幾套房的微薄租金。母親狗場的開銷像個無底洞，飼料、疫苗、醫藥費、場地租金……“救助”的名頭聽著高尚，但真正愿意出錢出力的人鳳毛麟角，大部分擔子，都沉沉地壓在了李桂芬，或者說，壓在了這個家庭的肩膀上。家里的氣氛因此時常凝滯，父母間關于錢的低聲爭執，是方向童年記憶里揮之不去的背景音。

初中畢業，成績平平的方向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繼續讀高中？他看不到意義，也感覺不到家里有那份支撐他“深造”的熱切。父親的態度是：能讀就讀，不能讀就早點出來干活。母親的心思全在狗場，只含糊地說：“你自己看著辦。”

十五歲的方向，帶著一種少年人特有的、混合著迷茫和賭氣的決絕，把書包往家里角落一扔，一頭扎進了社會。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老舊的國營賓館當服務生，端茶倒水，打掃房間。稚嫩的肩膀開始扛起生活的分量。

然而，社會的風言風語比他端過的盤子更沉重地砸向他。

“看，方家那小子，才多大點就不念書了，去賓館伺候人！”

“嘖嘖，老方家條件也不差啊，有房子，老方還有退休金，怎么讓孩子這么小就出來受苦？”

“聽說他媽心思都在那些狗身上，哪顧得上孩子喲！這孩子，怕是廢了……”

“電子廠老方的兒子在當服務員？哎喲，這以后可怎么辦……”

鄰居大媽們扎堆閑聊時“無意”飄過來的話，像一根根細小的針，密密地扎在方向年輕而敏感的自尊心上。他沉默地聽著，低著頭快步走過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巷口，指甲深深掐進掌心。父親“電子廠工人”的身份，此刻非但不是榮耀，反而成了映襯他“沒出息”的反光板。那句“電子廠老方的兒子在當服務員”，成了壓垮他少年意氣的最后一根稻草。

憑什么？憑什么他就該被人這樣指指點點？憑什么他就該是那個“沒出息”、“廢了”的孩子？

一股灼熱的不甘和強烈的證明欲，在他胸腔里瘋狂燃燒。他需要一個出口，一個能狠狠堵住那些閑言碎語，一個能讓他挺直脊梁的機會！一個大膽到近乎瘋狂的念頭，在他被流言蜚語灼傷的心里，破土而出。

他，方向，要爭這口氣！他要走一條讓所有人都閉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