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一生

我是一條黃狗，毛發像被太陽烤過的麥穗，尾巴永遠耷拉著。光緒三年的冬天，我在村西頭的破廟出生，睜開眼看到的第一個人，是個穿補丁棉襖的小女孩，她蹲在稻草堆前，懷里抱著個油紙包。

“吃吧。”她把油紙攤開，露出半塊發霉的玉米餅。我叼起碎渣時，看見她指甲縫里的黑泥，還有后頸被麻繩勒出的紅痕——那是地主家新買的童養媳。后來我知道，她叫阿秀。

我們成了彼此唯一的伙伴。阿秀每天天不亮就要去地主家推磨，我就蹲在磨盤旁打盹。她會偷偷省下喂豬的麩子，拌著山泉水給我煮粥。有次她被管家打得渾身是血，我發瘋似的咬住那人褲腿，直到阿秀哭著把我拽開。

那年臘月，阿秀十六歲。地主家兒子要娶親，說童養媳留著晦氣，要把她賣到城里窯子。阿秀揣著最后的半塊玉米餅，帶著我逃進深山。雪地里，我們啃著樹皮，餅子被她藏在貼身的口袋，凍得硬邦邦的也舍不得吃。

在破窯洞里躲了三天，追兵還是來了。阿秀把餅塞進我嘴里，轉身朝相反方向跑去。我叼著餅追了兩步，聽見她凄厲的喊聲：“跑！別回來！”那是我最后一次見她。

后來我在山里流浪，靠偷獵人家曬的紅薯干為生。偶爾路過村子，會蹲在阿秀住過的破屋前發呆。有次看見個穿長衫的男人在門口徘徊，懷里抱著油紙包，模樣和阿秀有點像。我想撲過去，卻被村民的棍棒打跑。

民國二十年，我已經老得走不動路。在村口曬谷場，我又聞到了熟悉的玉米餅香氣。拄拐杖的老人顫巍巍蹲下來，油紙包里的餅還是半塊，和當年一樣發了霉。她的頭發全白了，可眼睛還是那么亮：“是你嗎？”

我嗚咽著蹭她的手，喉嚨里發出嘶啞的呼嚕聲。她摸著我的頭，像三十年前那樣哼起山歌。夕陽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直到夜色吞沒了最后半塊餅。

他的一生

我叫陳阿生，是個窮教書先生。光緒五年，我在村口破廟撞見了阿秀和那條黃狗。那時她正在教狗叼樹枝寫字，見我來了，慌忙把用炭灰寫的字抹掉。

“先生會認字？”她眼睛亮得像山澗的溪水。從那以后，我每天傍晚給她補課。她把省下的口糧分給我，自己啃野菜團子。黃狗總是蹲在旁邊，只要我靠近，就齜牙咧嘴地低吼。

那年中秋，阿秀用新收的玉米磨了面，蒸了兩塊餅。她把大的那塊塞給我，小的掰成兩半，自己和狗分著吃。月光下，她咬著餅的樣子，比廟里供的嫦娥還好看。

變故來得猝不及防。阿秀被抓那天，我追到山腳下，只撿到她遺落的半塊餅。此后十年，我寒窗苦讀，考取功名，只為有朝一日能救她。當我帶著盤纏回到村子時，卻得知她早已跳崖自盡。

我在破廟住了下來，辦了間私塾。每個學生入學，我都會講半塊餅的故事。黃狗經常趴在教室窗外，有時會偷偷叼來野果放在門檻上。我知道，它在等那個永遠不會回來的人。

民國初年，我在縣城偶遇了從窯子里贖身的阿秀。她穿著綢緞衣裳，卻比從前更瘦。我們相對無言，她默默掏出半塊餅，還是當年的味道。原來這些年，她用攢下的錢贖了身，開了間小飯館，只為等我和黃狗路過。

我們沒有結婚，只是在村頭蓋了兩間茅屋。她每天變著法子做面食，我繼續教書。黃狗老了，走幾步就要歇一歇，但只要阿秀端著餅出現，它就會搖著尾巴跑過去。

臨終前，阿秀把半塊餅分成三份。她握著我的手說：“下輩子，我們還分餅吃。”黃狗把它那份叼到我們枕邊，蜷在腳邊永遠睡去。如今我也老了，每天對著空碗發呆，總覺得還欠他們半塊餅。

她的一生

我是阿秀，童養媳阿秀，逃荒的阿秀，開飯館的阿秀。這輩子最難忘的，是光緒三年那個雪夜，我用半塊發霉的餅，換來了兩條命。

黃狗是我的家人，阿生是我的先生。白天我在地主家做牛做馬，晚上就著月光學認字。阿生教我寫“人”字時，黃狗總把樹枝叼走，在地上劃出歪歪扭扭的線。那時的日子雖苦，心里卻是甜的。

被賣的那天，我把最后的餅塞進黃狗嘴里。在窯子里的十年，支撐我活下去的，是對自由的渴望，更是對他們的牽掛。我偷偷學廚藝，攢下每一文錢，終于在民國元年贖了身。

回到村子，阿生的私塾書聲瑯瑯，黃狗守在門口。我站在遠處看了很久，不敢上前。直到有天，我看見它蹲在阿生腳邊，眼巴巴望著他吃餅，卻一口都不搶。那一刻，我終于鼓起勇氣走進了他們的世界。

我們的日子平淡如水。我每天早起做餅，阿生教孩子們念書，黃狗在院子里曬太陽。有時我會故意把餅掰碎，看它和孩子們搶食的模樣。它老了，牙齒掉光了，可只要聽見“餅”字，還是會立刻豎起耳朵。

黃狗走的那天，我和阿生把它埋在屋后。我烤了最后半塊餅，掰成三瓣，一瓣給黃狗，一瓣給阿生，一瓣留給自己。阿生說，這叫三生有幸。

如今我也老了，常常坐在門檻上，望著村口的小路發呆。恍惚間，仿佛又看見那個雪夜，小破廟里，三條生命分食半塊餅的模樣。這半塊餅，吃出了最珍貴的情誼，也吃出了最漫長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