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還幫室友們帶了早餐，大家經常為一毛兩毛錢的事推來推去，到最后只好充公。看葉圣陶的《稻草人》，文中的稻草人是一個無奈的稻田守望者，它的身體是草，卻有一顆人的悲憫之心，它關心主人的稻子，更關心那些自然界不幸的、常被人忽略的生靈。稻草人為它們的生命傷心，卻無能為力。我多么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將自己遇見的人，當作孩子來對待。
昨晚上十點多的時候，我接到素娟的電話，她說她睡不著，想要跟我說說話。
不知道是我愛表現，還是我真的有心理咨詢師的潛質，很多同學都喜歡在憂傷的時候找我聊天，而每當這個時候，我就特別滿足，覺得自己活在這個世上，到底還不是一無是處，我想我是那種喜歡被人需要的人。
她絮絮叨叨地說了些中學同學的現狀，她說，學習成績好并不能說明什么，以前學習不好，但腦袋活泛的同學，現在都過得還不錯，她說了好幾個同學的改變，我記憶最深的就是金甲，那個一見女孩就臉紅，說話不敢正眼看女生的金甲，現在居然在做導游，還自學了韓語，各大旅游社都掙著搶著要用他。
我想，素娟在說起這些事的時候本該為他們高興的，為何如此悲傷？難道這幾個人里有她曾經喜歡的？雖然我很想印證，但我知道性格內斂的素娟，是不會在沒有釋懷的情況下告訴我這些的，我只能等她慢慢成長，然后在某個月明星稀的夜晚，像說別人的故事那樣告訴我，她曾經內心的波瀾壯闊。
掛掉電話，許多遙遠的回憶也就紛至沓來。回憶就是這樣，必得有與之密切相關的人和物才能浮現出來，有些事，你挖空心思去回憶，會發現留下的不過是一聲哀嘆，那些細節早已經消失在風塵茫茫的背后了。我有著比較好的記憶力，這對我考前突擊幫助很大，可我有時候情愿自己是個健忘者，因為，記憶，有時是歲月的饋贈，有時卻是傷己的毒藥。銘記與忘懷，究竟哪個更好？
我看李林寫給我的第三封信。
他說昨天他喝酒喝得不省人事，所以今天他是在頭昏腦脹的情況下醒來的。他說今天一大早他們會坐車從成都去峨眉山，預計能在上午十一點左右正式登山。他說他會去幫我考證，峨眉山上，到底能不能找到，當年倚天劍與屠龍刀的蛛絲馬跡，還想弄明白當年滅絕師太面對著青山綠水、暮鼓晨鐘，怎么就練就了一副鐵石心腸？
他還說，他們會在山頂露營，他會躺在帳篷里靜靜地望著天空，默默地和星星說話，如果朋友起哄他會開一個劉德華的小型演唱會。等到天明，他會去看日出。李林喜歡看日出，他說日出代表著希望和初生的力量。我說我喜歡看日落，那是一種沉靜的美，就好比人的晚年，到底要經過多少波折，才能修到不悲不喜，淡定從容？他說日落容易讓人憂傷。
我說《小王子》也是這么說的，小王子的星球很小，每當他特別憂傷的時候他就會去看日落，他移動一下椅子就能看一次，越憂傷看得次數也就越多。
我笑了，原來即使不在同一時空，人和人也是可以在一起的。
我把李林的隨身聽聽得絞帶了，那時磁帶正在播放劉德華的《冰雨》，對付絞帶，我是很有一手的。
如果我把他的隨聲聽弄壞了，他會怪我嗎？如果電視里正在播放83版《射雕英雄傳》，他會在一陣搶頻道大戰以后，把遙控器讓給我嗎？還有，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對我重要嗎？
“相愛總是簡單，相處太難”，哪首歌唱的？
晚上是我們“雜文沙龍”雷打不動的聚會時間。這一次，有兩件可喜可賀的大事，一件是鄒師兄一首描寫童年的詩在《讀者（原創版）》發表了，還有一件就是丫丫拿到了他們那一年級的最高獎學金，四千元整。我們很羨慕，當然也難免嫉妒，所以就叫他倆買東西給我們吃。有兩個會采辦的女生馬上帶著錢興高采烈地去了。鄒師兄說：“我們沙龍都沒有經費，以后大家要多寫東西，爭取發表，雖然目前的稿費并不高，但能鼓舞我們的士氣，而且，稿費再怎么少，買瓜子總是夠的。”我們都笑了，我心里特別忐忑，其實我也投了幾篇文章的，可是杳無音信石沉大海，我想我的水平畢竟還是不夠的。鄒師兄是我們系公認的才子，他們班上所有的活動策劃，評選優秀班集體的材料等等全是他做的，他還是我們學校最好的文學社“青笛”文學社的社長，他在《中國教育報》發表過一篇關于農村教育的調查報告，在《格言》、《遼寧青年》等雜志發表過文章，他還在“中華雜文網”當網絡實習編輯，他經常說自己是王小波門下的走狗，這些讓我們很是佩服。可是鄒師兄卻不喜歡李林，他說李林因為長期待在學生會，現在又是學生會主席，有官場氣。他每次跟我說起這個，我就會很生氣，我說你都沒有跟他相處，你哪里知道？接下來必定會有好幾天不理他，直到我想通，他或許也是為我好，才算了結。
我們吃東西吃得正起勁，指導老師許老師和蔣老師來了，他們都是省作家協會的會員。他們說，中文系應該培養一些寫作者才對，所以他們義務組建了這個沙龍，還義務為我們上課，向我們傳授他們的寫作經驗，與我們一起探討文學名著的美妙之處。我們中有幾個人曾經拿著自己的稿子想要他們幫忙推薦，但被他們拒絕了，他們說，寫作的事只能靠自己，你寫好了，自然會有人賞識你，你寫得不好，即使因為別的什么原因發表了，也不能增強你的自信心，因為你并不能確定這到底是你寫得好，還是你操作得好，現在，各大文學雜志上濫竽充數抄襲剽竊的作品很多，我們希望你們踏踏實實走好腳下的每一步。
對這兩位老師我是很感激的，許老師在我們學校宣傳部任職，負責編輯校報，我是他手下的一名學生記者。
我記得剛進校時，我們正在軍訓，有一個二年級的學姐來采訪我——她聽說我歌唱得好。那時，我在連隊對歌時唱了一首《山路彎彎》，正因為這首歌我被選為我們班的文藝委員，也因為這首歌李林喜歡上了我，還因為這首歌我上了我們學校的校報。看著自己的名字變成鉛字我是很激動的，當時我就想，我也要加入學生記者的隊伍。
我寫了一篇名叫《路》的散文交給了許老師，我說我想當記者，他只看了第一段就發了一個記者證給我。我興奮得不知所以，從五樓編輯部飛奔而下。后來，我卻悲哀地發現，我竟然寫不出新聞稿，因為我膽子小，很怕和人接觸，我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著別的記者天天出去找新聞點，然后去交寫好的稿子，我心急如焚，想這下完了，我肯定要被踢出記者隊伍了。想不到許老師居然說：“沒關系，你可以隨意寫點散文之類的，如果我覺得好，就發表在第四版的副刊，而且還有稿費。”
我對他感激涕零，從此，就真的不再挖空心思去想新聞稿的事，只寫一些散文。
今年四月份的時候，我真的拿到了好幾篇文章的稿費，三十元一千字。他曾經送我一本他的短篇小說集，他在《后記》中說，他沒有上過什么學，下過鄉，挨過餓，受過凍，但一直愛好文學，只是苦于沒有時間練筆，直到一九八四年，在學校當了一名鍋爐工以后，才真正寫出第一篇小說，他拿給中文系的老師看，那位老師用紅筆在他一萬多字的稿子上畫了六千多個錯別字和錯誤標點，這以后，他再也沒有寫作，而是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現代漢語》，把《新華字典》都翻爛了。六年后，也就是一九九零年的時候，他終于在一本文學雜志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自此，他一發不可收拾，不停地寫，因此也獲得了在學校宣傳部工作的機會，還結識了畢生的好友，那個好友是一位高中語文老師，他將許老師的短篇小說《飄逝的白鵝》當成寫作教材不厭其煩地給學生們講解，當他的學生考到我們學校告訴許老師時，許老師才知道這回事和這個人。我看到這些的時候，總是被許老師的真誠感動，也被人與人之間的惺惺相惜感動，這個世界也許并不公平，并不是每一個單純執著的人都能實現自己心中所想，也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遇見一個真正真誠的朋友，所以我總是為這些難得的單純而感動。
蔣老師是我們的寫作老師，剛進校沒多久，他就讓我在課堂上朗讀我的作文《擦肩而過》，他說我的這篇文章雖然稚拙，但是形式新穎，采用的是蒙太奇的方式，內容優美，用一首首優美的又能代表文章主題的歌詞串聯起一個個小故事。這讓我很受鼓舞，我記得當時李林自告奮勇要和我一起朗讀，我讀描寫女生的部分，他讀男生的部分。蔣老師以寫雜文為樂，他希望自己能筆下長點刺，思想出點格。可我偏偏不會寫雜文，因為我的思維是發散的，而且我酷愛關注微小事物，尤其是人的心靈，我特別想要知道別人心里在想什么，我還想知道我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我一直覺得心靈世界的痛苦，是更加說不清道不明的生存之痛，它看不見，摸不著，但又無處不在，我希望我能體察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從而更有利于關心他人和自己。我記得我在沙龍交的第一篇習作叫《鄉里女人》，蔣老師說，我文中有一句寫得很好——“緋紅的晚霞映紅了人們的臉，鄉里女人把飯菜擺上桌了，卻不敢叫自家男人回家吃飯，只好支使孩子，站在門口，扯著喉嚨，叫爸爸回家吃飯。”他說這是小說的作法，他要我以后多看小說，將來如果一直不減對文學的熱情就寫小說吧。我在開心的同時，也把這句話記下了。
這以后，我一有空就去圖書館三樓的現刊閱覽室看雜志，那里共有一百多種期刊，囊括了各個學科，其中文學期刊有好幾十種，至今我還記得名字的有《人民文學》、《十月》、《收獲》、《山花》、《花城》、《小說月報》、《芙蓉》、《江南》、《文藝爭鳴》、《解放軍文藝》、《名作欣賞》、《隨筆》、《青年文摘》、《讀者》、《中外女子文摘》、《莫愁·智慧女性》、《格言》、《演講與口才》等等，正因為這些書刊，我永遠對我的大學感恩戴德，雖然它名不見經傳。坐在自習室看書，做讀書筆記，是我大學時代最美好的回憶。
人生的路有千萬條，可臨到每個人卻只能選一條，選好了，就必須放棄對其他路上風光的遐想。人生的每一次選擇都是有代價的，唯一的標準就是不能辜負自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