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那一刻，云層像散開的墨跡，而我，正式抵達英國諾里奇。

時差還沒倒過來，腦子卻清醒得像剛被清水潑醒的玻璃。飛機上的廣播在播放歡迎詞，我卻一個字都聽不進去。我只是不斷默念著——

“你不是來取悅誰的，你是來完成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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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里奇并不是那種張揚的城市。

它小巧、安靜，像一本邊角有些卷起的老書。機場到市中心只需要二十分鐘車程，窗外的景色從工業廠區到黃磚紅瓦的連排小屋，仿佛整座城市都在提醒我：你來了，但別急著適應。

項目負責人在機場等我，是個約莫五十歲的英國女性，戴著一副褐色邊框眼鏡，自我介紹時語速極快：“I’mMiranda，welcome，wearegladtofinallymeetthevoicebehind《SheWrites》.”

我微微一愣，回過神來，用一口還算穩的英語答：“Thankyou，I’mhonoredtobehere.”

這是我第一次用另一種語言回應自己作品被認可的瞬間。

可內心的感動沒有及時涌上來，反而是一種不合時宜的空白。

就像你用一口方言講了大半人生，忽然有人用普通話來贊美你——你聽懂了，卻不太知道該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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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宿舍時已是傍晚。

獨立的小屋，老式木窗，書桌對著一片不算熱鬧的街景。所有配套都很溫馨，只是窗戶不隔音。

我放下行李，打開筆記本，嘗試寫點東西。

屏幕上的文檔空白一片。我忽然想起沈川臨行前對我說的一句話：“別急著證明自己，先試著感受這里。”

我合上電腦，泡了一杯紅茶，坐在窗前。

樓下是一個老人牽著狗慢慢走過。他們看起來一點也不趕時間，甚至連步伐都像在與時間講和。

我忽然意識到，上海的節奏，早已在我骨頭里生根了。

可這里——

這里的人不那么怕錯過，他們相信，只要你在當下，好事終會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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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是駐留作家的見面會。

來自不同國家的六位作家，圍坐在復古木桌旁，每人自我介紹。我是唯一的華人，也是唯一用英語表達時頻頻卡殼的人。

我介紹自己時說：“Iwriteaboutwomen，frominside.Fromtheirheart.”

說完，坐我對面的法國作家輕輕鼓掌，說：“Weneedmorevoiceslikeyours.”

我笑著點頭，內心卻有些自慚。

因為在她們眼里，我也許是個“女性寫作者”，但在我自己心里，我還在學著如何不懷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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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組織方安排了一次“翻譯對話練習”。

每位作家要把自己的一段作品讀出來，再由專業翻譯在場即興轉譯給觀眾。

我選了一段《她寫》里最溫柔的章節：

“她望著故鄉的河流，想起母親洗衣服時濕漉漉的手，忽然明白，有些愛不是說出來的，是一整生的陪伴。”

我讀得緩慢而清晰，翻譯者是一位年輕的英國男士，他聽完后翻譯道：

“Shelookedattheriverandrememberedhermother’swethandsfromdoinglaundry.Suddenly，sherealizedloveisnotaboutwords，butalifetimeofpresence.”

翻譯得很準確，卻沒有我原文里那一點點含著鄉音的哽咽，那一點“只有中國人才懂”的沉默。

我沒有說什么，只是坐下后，在筆記本上寫了一句：

“語言可以翻譯，但情感的深度，是無法譯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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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宿舍，我打開手機，微信彈出沈川的信息：

“還好嗎？”

我回了一張窗外黃昏的照片，沒有多說。

他似乎懂我的沉默，很快又發來一句：

“慢慢來，不急。”

我突然就哭了。

不是因為不適應，而是因為——

在千里之外，還有一個人不問我有沒有發表新作品，不問有沒有受邀演講，他只在乎我今晚有沒有好好吃飯、有沒有想哭的時候有人抱抱。

我回了他一句話：

“我今天讀了《她寫》的某段，然后想了你一整段。”

他沒再回復，我知道他會安安靜靜收著這些文字，就像他一直安靜地收著我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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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我重新打開電腦。

在文檔最上方，我敲下這一行：

“我把我的名字，帶到了另一個國度。”

“可我想寫的，依然是我們自己的故事。”

—

我終于開始動筆。

不是為了誰。

而是因為我終于相信，我可以在異國他鄉，把自己的聲音寫得比語言更深，比文化更真。

我想起一位女性作家曾說：

“當你開始為自己而寫，世界才真正聽見你。”

今夜，我終于在離家的遠方，開始用自己的方式寫回自己。

本章金句節選：

“你不是來取悅誰的，你是來完成你自己的。”

“語言可以翻譯，但情感的深度，是無法譯盡的。”

“世界再大，我想寫的，依然是我們自己的故事。”

“當你開始為自己而寫，世界才真正聽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