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小的時候就寫下了關于死亡的句子。漂亮得像詩歌。可那不是詩，是某種……愿望。”

那是圖書館舊藏清理時發生的事。年輕館員在地下室角落翻到一只不知屬誰的抽屜，抽屜發霉、上鎖，鐵質老得像鎮上退役的郵筒。

他找人撬開，里面是幾封信和一本筆記冊，布封已經破碎，紙頁發黃，一股塵封久遠的氣味彌漫出來。

他翻了一頁，是稚嫩筆跡寫成的句子：

“如果你把人想象成棋子，就不會感到難過。他們被吃掉，是因為我走出了完美的步。”

他怔住了幾秒，然后輕輕合上冊子，像合上一扇他不該打開的門。那天起，他對江安多了幾分敬意——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沉默的距離。

我是圖書館管理員。

三十歲，在這座黃昏小鎮住了幾乎整整三十年。未婚，無子女。父親在上個月十三號突然暈倒住院，自此，我便常回家安慰母親，說弟弟在城里抽空會去看看他。

她點點頭，神情中有些恍惚。我知道她已經記不太清了。至于他，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已經不常提起。

小時候，我和弟弟江慈幾乎形影不離。我們經常一起在圖書館度過午后，他喜歡躲在書架后面，偷偷觀察來往的人，他的眼睛細長，眼白偶爾露出一角，瞳孔輕輕轉動。我總是在旁邊小心地引導他，擔心他這個年紀讀到他無法觸及的道理，告訴他哪些書值得讀，哪些故事可以相信。

他喜歡編號，每一本書，他都要在心里給它打上標簽，好像整個世界都能被他掌控。那種精細的習慣，和他偶爾流露出的急躁，總讓我有點不安，卻又無法說出口。

記得有一次，他偷偷把借書證丟進了圖書館的魚池，眼淚幾乎決堤。我蹲下來，輕輕握住他的手，告訴他沒關系，一切都還能重新開始。他抬頭看我，眼里有一瞬的迷茫，像是隱藏了什么秘密。

這份秘密，在他偶爾突然消失的午后、那些無聲的夜晚，像影子一樣跟隨著我，卻又無跡可尋。

我的生活像一本排好目錄的手冊。每天清晨我都會提前到館，推開所有窗，坐在閱覽室中央，把前一日歸還的書擦一遍灰，把亂放的書籍歸位。鎮上的人讀書講究禮貌，不太折書頁或寫涂，但我還是會一一檢查。

沒什么特別的原因，只是覺得這樣，心里舒服些。

新來的實習管理員常打趣說：“江安，你是活書目吧。”

我總是溫和地笑笑，不置可否。

他們說我太溫柔。說這座館像我的某種延伸，說我說話輕，總像怕驚到人。也許吧。人們說“溫柔”的時候，往往是指“不會讓人感到威脅”。我也不喜歡別人感到不安。

如果有人把書放錯，我就悄悄在他走后歸位。如果封面被弄歪，我會在余光不被注意的角落里輕輕理順，像在撫平別人的皺眉。

年輕管理員是個溫和的人，總是帶著輕柔的笑容。他幫我整理歸還的書籍，聲音輕得仿佛怕驚擾了圖書館的寧靜。有一次我粗心把書放錯，他悄悄用指尖指了指架子上正確的位置，沒有多言。

我望著他的眼睛，感受到那種溫暖，心里竟莫名生出一絲安定。

他偶爾會問我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我總是淡淡回答，仿佛在守護某個秘密。也許正是這份平靜和溫柔，讓他對我產生了某種敬意，甚至距離。

我七歲時寫下了第一篇故事，老師在課堂上朗讀那段文字的時候，我并沒有特別興奮。

“她埋下一顆種子，期待它開花。但花一旦開了，她就把它剪下來，插進一本沒人借的書。”

同學們先是安靜，然后笑了。老師說我寫得“像詩”，又說“比你這個年紀應有的復雜”。我點點頭，沒有解釋。

事實上，我只是寫下了前一天發生的事。那朵白槐花確實被我剪了下來，夾進了一本小說的第十三頁。那本小說至今仍在架上，很少有人借，我記得編號，知道它的位置。

我喜歡它很少被借走。它像一個小小的紀念館，安靜地存在，供我偶爾走過去，翻到那一頁，看看那朵干花是否還在。

今天有訪客。他站在門口，看著館里的天花板發呆了一會兒，然后才走進來。他穿著不適合鎮上的灰風衣，一看就是外來人。

他走到柜臺前，說他在調查一批老舊的未解案件，鎮上的。“我想查查那些‘十二個謎案’的記錄。”

我點頭，從抽屜里取出登記表。他說他姓林，是記者，也可能是作家——說話的時候有種拿不定身份的口氣。

“你知道‘第十三個故事’嗎？”他忽然問。

我抬頭看了他一眼，語氣輕柔：“你是第一個提到它的人。”

他猶豫了下：“我以為只有十二個。”

我笑了：“大多數人都這么以為。”

他說：“難道真的有第十三個案子？”

我低頭填表格，沒有回答。

他沒再追問。我領他進了檔案室。他在那里翻找了很久。我沒提醒他真正想找的東西不在那里。

那天結束的時候，陽光已斜。他走出館門，風衣被風鼓起，像一只準備飛走的紙鳶。我在窗后看著他走遠，一如過去許多外來人來又離開。

圖書館重新歸于平靜。我回到閱覽臺，重新打開那本記載借閱記錄的冊子，一頁一頁地翻，確認日期無誤、筆跡一致。

在某一頁停下。上面寫著我七歲時的名字，歪斜地簽在一本小說借閱表上。那是我借走的第一本書。我知道那頁紙會被他找到，只要他夠仔細。

他也許會以為，那是某個與我有關的人留下的痕跡。以為這個故事，原本是為他而保留。

但那其實，是我為他留下的一個故事的起點。

圖書館的燈光漸漸柔和下來，我將一摞舊案卷小心翼翼地擺在桌上。林記者坐在一旁，眼睛緊盯著泛黃的檔案紙，偶爾用筆在筆記本上快速記錄。

這第一樁案子，名叫“風吹過的證據”，發生在鎮北的廢棄倉庫。死者是一位年輕的藝術家，名叫陳嵐。警方調查發現，陳嵐身上刻著奇異的幾何符號，現場留有一張折疊的紙條，上面寫滿了看似無意義的數字和符號。

我輕輕翻閱著案卷，腦海里浮現出弟弟那個年紀的模樣——他總喜歡用數字和符號編織自己的世界，專注而執著。記得他曾對我說過：“姐，人生就是一盤棋，每一步都得算好，不能出錯。”

我望向林記者，他抬頭問：“你覺得這些符號有什么特別的意義嗎？”

我輕聲答道：“有時候，符號是人的語言，是他心里的秘密。但并非所有秘密都想被發現。”

林記者沉默片刻，翻開那張折疊紙條。紙上錯落的數字排列，讓人摸不著頭腦。

“這看起來像某種密碼。”他說，“可是解不開。”

我笑了笑，指尖摩挲著紙張邊緣：“或許，這就是那人留給世界的謎題。不是每個人都愿意把真相說出來。”

時間一點點流逝，窗外風聲呼嘯。案件背后隱隱帶著一股涼意，仿佛風從那倉庫的角落吹來，吹散了歲月，卻卷起無盡的迷霧。

這只是十二謎案的開端。每一樁，都像是刻在時間上的傷痕，等待著被人揭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