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位卑不敢忘國憂

同治中期，清政府于列強侵犯一再忍讓，于各不合理之要求一再妥協，也無力抵抗。與英法合作，效仿西方，學習先進科技，大搞洋務運動，武裝軍隊，建造船廠。

與內平定了各地起義暴動。在內腐外辱的地步下稍稍得已喘息恢復。吸取教訓，調整內亂后的經濟狀態，降低賦稅，鼓勵耕作，發放兩種，安撫民心。大興科舉，籠絡人才。

一些外交大臣也行走海外，學習科技，購買槍炮。

“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

大清得以緩解死亡這一階段，因自同治在位期間稍顯端眉目，得以被稱為“同治中興”。中興的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胡林翼。他們在鎮壓反抗人民和平定社會動亂方面發揮了很大效果，同時亦成為了之后洋務運動的重要官員。

實際與外，這根本算不得中興，列強要得是白銀于領土這些實惠，使中國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還等著這些苦難的人為自己生產物資，收集白銀。不過在能力可控之下，給留了一個再次養肥待宰的時期。

即便如此，垂死掙扎的大清統治者將整個國家作為自己的陪葬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至始至終，大清是不放心這些中興大臣的，“要用，但嚴加防范”，始終有八旗綠營部隊“協同作戰”，名為保險，實為監視。在這種畸形的重用下，而那些四下奔波的大臣，也不過是一個跑腿傳話的而已。然而好在早年，這些人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還算爭取了一絲殘喘的余地。

被動挨打，自秦時一統六合，就開始筑墻防御。即或如此，歷代都以泱泱大國自居，心中無疆域之念，皆為“天下”，天子坐得天下，沒有邊的傲慢。因為這盲目與面子，在通商事宜上幾乎就是賠本貿易，對外一再優惠政策。

傳統文化差異懸殊，道德水準差異也極為懸殊。在他們心中那三拜九叩的臣服，不過是人家換來優惠通商條件的一小塊敲門磚而已。

“國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準通洋船者，特系懷柔遠人之道。”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惟爾荷蘭國……僻在西陲，海洋險遠。歷代以來，聲教不及”，然大清“朝廷德化所致”，居然萬里迢迢跑來進貢，因此格外開恩……“天朝上邦，懷柔遐方、加惠四夷”。

經濟貿易跟國家發展沒了關系，成了照顧外邦的恩賜。

后來，在列強的瓜分之下，這種無知的傲慢氣質終于轉為“垂垂若喪家之犬”之相。我天朝曾取笑夜郎自大，如今復為夜郎，太丟臉了。

至于愛國大員，這種大國優越感與知恥自強之心，在上層社會還稍微保留了一點威嚴正氣的影響力。

相貌堂堂的外交大臣李鴻章，“矜持、自信和傲慢”，“容貌仁慈”，就特別有代表性。

“他的藍色長袍光彩奪目,步伐和舉止端莊,向他看到的每個人投以感激優雅的微笑。從容貌來看,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會認為李鴻章難以接近,這不是因為他給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給人以威嚴的感覺,像是某種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對苦苦掙扎的蕓蕓眾生的優越感。”

然而李中堂這類清醒人，也只是努力保持著這絲體面，深知救國無望。“抽心一爛，土崩瓦解”。

他總結說自己的一生“只是一個裱糊匠,面對一個破屋只知修葺卻不能改造。”

整個晚清，裱糊匠這又何止是他一人。整個歷史，裱糊匠又何止顯于晚清。

《資治通鑒》司馬光曾言：治理天下譬如居屋，破舊便修補，除非大壞是不能另造的。

只要清政府未曾改換風氣，舉國上下未有精神，這一切的奔波勞苦，于事無補。

光緒元年，李鴻章在一份奏折里曾這樣談到對時局的看法：

“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麋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媾煽，實惟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方制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癥，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若非朝廷力開風氣，破拘攣之故習，求制勝之實濟，天下危局，終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強自力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

以下引自《曾國藩趙烈文之辯》，足以對照時代境況。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與趙烈文聊天時憂心忡忡地對趙說：“京中來人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說，現在“天下”統一已經很久了，勢必會漸漸分裂，不過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權威，而且中央政府沒有先爛掉，所以現在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據他估計，今后的大禍是中央政府會先垮臺，然后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發生這種災禍。

聽了趙烈文這番話，曾國藩立刻眉頭緊鎖，沉思半天才說：“然則當南遷乎？”顯然，他不完全同意趙烈文的觀點，認為清王朝并不會完全被推翻，有可能與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政權南遷、南北分治、維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樣。對此，趙烈文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他認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恐將徹底滅亡。曾國藩反駁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趙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趙的談話確實非常坦率，他實際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軍因明亡于李闖、吳三桂因紅顏一怒大開城門而入關，所以“創業太易”；入關后為震懾人數遠遠多于自己的漢人而大開殺戒，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誅戮太重”，這兩點決定了清王朝統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來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純正，但善與惡并不互相掩蓋彌補，何況“天道”已給他們帶來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為十分豐厚的報答，因此這些后來君主們的“德澤”并不能抵消清王朝“開國”時的無道，仍不足補償其統治的合法性匱缺。對趙從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殘暴性這兩點否定其統治的合法性的這番言論，曾國藩并未反駁。沉默很久后，曾才頗為無奈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

當時的中國，非但朝廷昏庸無能，民族精神之衰落也早已慘不忍睹。

“應付鴉片戰爭之朝廷命官，其見識思維毫無過人之處，對世界大勢懵懂無知，事過之后亦無奮起學習之熱情。”

“太平軍事起，曾國藩驚呼：無兵不足以痛苦，無餉不足以深憂，惟欲求一耿耿忠憤血性之士而不可得，此則足以堪憂也。

同治中興之領導階層，絕大多數都無法擺脫小圈子利益之怪圈，國家興亡、民族存亡終究退居其次。滿洲王公貴族集團之貪婪腐化、鼠目寸光、自私無恥。

滿族入主中原之后，其壓制思想自由之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中國之學術文化，完全限于停頓。學術幾無可稱之處。所謂乾嘉學者，說到底不過是尋章摘句之腐儒，完全沒有經天緯地之偉大創造。其于弘揚民族精神、激發國人血性熱情，毫無助益。等到列強瓜分中華，國家生死存亡之際，中華文明固有之偉大精神被連根拔起，徹底摧毀。”

各地商幫精英對于國防一事也無能為力，只能在商業上努力與外邦抗爭。武行精英提倡“尚武精神”、“強國強種”。很多愛國志士也都投身于變法維新之列，大拳師更是以七尺身軀，首當其沖，做得更加直截了當。

曠世奇才左宗棠，不負林則徐大人晚年囑托，以“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之威勢據理力爭，得欽差使命督辦XJ軍務，抬棺出征，終于收復失地，包住疆土，守住了西北邊線。

左宗棠的志氣，也影響著商號鏢行的愛國人士，逐漸投入到西征行列之中，支援糧餉，將商號設到俄國，在國家垂死掙扎之際，在商業上也與外邦拼死決戰。

而這幾位大人的鏗鏘話語，也始終激勵著有志之士，上進、愛國。

“窮困潦倒之時，不被人欺；飛黃騰達之日，不被人嫉。”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

“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

“有汾澮以流其毒，況茫乎碧澥滄溟；雖蠻貂之邦可行，勿污我黃圖赤縣。”

“身無半文，心憂天下；手釋萬卷，神交古人。”

“位卑不敢忘國憂。”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這些或在朝野或在民間的愛國志士，在被笑為“東亞病夫”的晚清時期，以生命的精誠，擦出了最后一星火花。

本卷說講敘的，六合鏢局的鏢師，以形意之道義理法，廣交同道，打通自太谷、張家口、庫倫、恰克圖，乃至哥薩克領地的東線鏢途，使得中原商人進軍外邦。

而拳師們因悟道而通達，而知天地明仁義，走出個人恩怨，門派糾紛。先以一己之力舉星星之火，后溪流匯海，掀起尚武精神，舍身報國的熱潮。

形意門崇岳武穆為祖師，心懷精忠報國之志，首當其沖，打破門戶之間，編整速成拳法以應軍隊之需。各大門派拳師也都投入部隊，直接為國效力。

也有自組人馬，四下奔走，宣揚愛國精神，斗爭精神。無論是“體操會”還是“國術館”，都不在重要，只要能激起斗志，強身健體，奮發自強。雖然回天乏術，卻迎來了一個新的局面。

練武之人，不能一輩子只做一個武夫。在這難得的歷史機會里，也形成了拳師門生的標準——

“文能素手發科，武能舍身臨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