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注意到了，《重歸最初》的系列文章采用年號和舊歷，而非公歷紀年。這是因為舊歷與公歷的月、日并不吻合，如要把日本傳統(tǒng)史書所采用的年號和舊歷紀年都折算為公歷，將是一項艱巨又難以準確的工作。具體說來，當時使用的是我國唐代司天官徐昂所制之宣明歷，此歷我國在唐代后期使用了七十一年，而在日本從862年至1684年共八百余年間被一直采用，是日本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歷法。戰(zhàn)國時代在位的總共有五位天皇，分別是后土御門（1464～1500）、后柏原（1500～1526）、后奈良（1526～1557）、正親町（1557～1586）、后陽成（1586～1611，以上括號內(nèi)均為在位年代）。天皇改元的時間可以在一年的任何一天，所以一年中可能有兩個年號，例如元龜四年（大致相當于公元1573年）七月二十八日改元為天正元年。但習慣上以新年號為準，室町幕府的滅亡一般都說成在天正元年七月。以下列出的是常見的部分戰(zhàn)國時代的年號：

大永（1521～1528）；

享祿（1528～1532）；

天文（1532～1555）；

弘治（1555～1558）；

永祿（1558～1570）；

元龜（1570～1573）；

天正（1573～1591）；

文祿（1592～1596）；

慶長（1596～1615）。

其中天正至慶長期即安土桃山時代的時間。慶長二十年（1615）五月的大坂夏之陣，豐臣氏戰(zhàn)敗滅亡；同年七月十三日改元元和元年，其后至幕末二百五十年間未有戰(zhàn)亂，所以江戶幕府稱這一事件為“元和偃武”。

第二講§地名§

日本自平安時代初期形成六十六國二島的行政區(qū)劃，直至幕末無變化。明治元年（1868年）曾細加劃分，新增十一國，廢藩置縣時被一起廢除。六十六國二島共分為五畿七道，分別是：

畿內(nèi)五國（五畿）：大和、山城、攝津、河內(nèi)、和泉；

東海道十五國：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安房、常陸；

東山道八國：近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奧、出羽；

北陸道七國：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后、佐渡；

山**八國：丹波、丹后、但馬、因幡、伯耆、出云、石見、隱岐；

山陽道八國：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后、安藝、周防、長門；

南海道六國：紀伊、淡路、阿波、讃岐、伊豫、土佐；

西海道九國二島：筑前、筑后、豐前、豐后、肥前、肥后、日向、薩摩、大隅、壹岐島、對馬島。

有時候，也根據(jù)中國的習慣而稱各國為州，如甲斐為甲州，遠江為遠州，紀伊為紀州等，故西海道九國合稱“九州”。相應，各國的國守，謂之曰太守。另外，陸奧、出羽（不少游戲中分陸奧為巖代、磐城、陸前、陸中、陸奧，分出羽為羽前、羽后，其實是明治初年的細分）地方為“東北”；山陰、山陽兩道為“中國”（這是相對京都、奈良的距離遠近而言，六十六國各有遠、中、近之分，如九州諸國就屬于遠國，但通常“中國地方”僅指山陰、山陽兩道；同時也有“日本國中部”之意，因為古代奧羽的大片土地還是蝦夷人的居住區(qū)）；京都、大坂地方為“關西”；箱根（在伊豆與相模的交界處）以東的相模、武藏、安房、上總、下總、常陸、上野、下野八國地方為“關東”，上杉謙信的“關東管領”職，名義上管領的就是這些地方（外加甲斐、伊豆）。

各國的政廳（國衙）所在地稱為國府或府中，府中所建的城堡自然就是府中城。這種公家政治時代的產(chǎn)物直到戰(zhàn)國時代仍有遺留，其實駿府就是駿河府中的簡稱，同樣甲府城也就是甲斐府中城。當然，其作為國衙所在地的職能早已名存實亡。

國中還有其它各種城、砦、關等，其名多由所在地名而來。天皇與足利氏（將軍家、管領家等）的居館專稱“御所”，如京都御所、室町御所、鐮倉御所、小弓御所。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名有重復出現(xiàn)：備中、伊豫、武藏都有松山城；石見、能登都有七尾城；與羽柴秀吉水淹的備中高松城隔瀨戶內(nèi)海相望的有讃岐高松城，等等。同一個地名，在同樣的讀音下有時會有數(shù)種漢字寫法：“小弓（お?ゆみ）御所”也作“生實（おゆ?み）御所”；德川家康的居城遠江濱松城的前身有“引馬”、“曳間”、“引間”、“曳馬”排列組合的四種寫法；等等。究竟該怎樣寫就看個人的喜好了。

第三講§人物姓氏§

在古代日本，一般百姓是沒有姓氏的。公家、武士的姓氏往往是從地名演變而來。追溯這些姓氏，可以發(fā)現(xiàn)有些是同源的。皇族子孫中不能繼承皇位的庶流（支流），就被任為京職或下放到地方；若累代皆為庶流，極可能就失去了公家身份而成為地方領主（再發(fā)展為武士集團）。其間可能即以所在地方名為姓氏；這一姓氏的庶流再分，也會出現(xiàn)另立門戶的情況。足利氏源自清和源氏，祖上因繼承下野國足利莊等地而改姓足利；吉良、今川、斯波、一色等，都是通過類似方法再從足利氏分出的支系大名。這些大勢力后經(jīng)過轉(zhuǎn)封大都離開了原先的發(fā)跡地，而從大量較小的地方勢力上還是能看到這種以地名為姓的情況，如讃岐十河城的十河氏、土佐安藝城的安藝氏、攝津伊丹城的伊丹氏、駿河葛山城的葛山氏、下總結(jié)城城的結(jié)城氏，等等。根據(jù)地名而改姓的例子雖然多數(shù)發(fā)生在鐮倉時代以前，但戰(zhàn)國時代以后仍有出現(xiàn)。今川氏真風雅亡國，最后依靠德川家康而定居于江戶品川，其次子高久即改以品川為姓。

大量的是因過繼而改姓。有的家族在絕嗣時只得將養(yǎng)子或女婿（婿養(yǎng)子）改姓納入本家以存家脈。弘治年間（1555～1558），飛驒國司姊小路家無后，即由飛驒國內(nèi)的豪族三木良賴（姊小路良賴）繼嗣；而上杉謙信不近女色，繼嗣的只有養(yǎng)子。然而，戰(zhàn)國亂世，過繼更多地帶上了謀略與外交的色彩。不少大家族的“一門”存在著異姓，除少數(shù)為同族的庶流（一般出現(xiàn)于歷史悠久的名門望族中，如大友家的立花、戶次、高橋，今川家的堀越、小鹿、瀨名，南部家的北、九戶、石川）外，其余像毛利家的吉川、小早川、穗井田、天野，三好家的安宅、十河，長宗我部家的吉良、香宗我部，織田家的北畠、神戶，武田家的一條、仁科、葛山、松尾，伊達家的亙理、留守，都是以非嫡長子過繼一些弱小家族的結(jié)果。這實質(zhì)是一種和平兼并的手段，那些弱小家族大都并非絕嗣，但不得不將家督之位讓給養(yǎng)子。兩國同盟時較弱的一國還會將自己的親子送去作養(yǎng)子，實質(zhì)上類似于人質(zhì)。例如上杉家的上杉景虎（北條氏秀）、上條政繁（畠山政繁）。有時候，親族之間也互相過繼養(yǎng)子。其中最有名的是三好家的養(yǎng)子關系，三好長慶的嫡子義興二十二歲就去世了，即由四弟十河一存之子重存（三好義繼）過繼，又把二弟三好義賢之子給十河一存作了養(yǎng)子（十河存保）；小早川秀包是毛利元就七十一歲時得的末子，與元就的三子小早川隆景雖為兄弟，年齡相差三十四歲之多，于是就作了隆景的養(yǎng)子。

養(yǎng)子關系也可以解除。宇都宮廣綱與結(jié)城、佐竹兩家同盟，就將次子（結(jié)城朝勝）送給結(jié)城晴朝作養(yǎng)子，可是結(jié)城晴朝沒有其它子嗣，豐臣秀吉想讓德川家康的次子秀康入嗣結(jié)城家，最后又硬行將結(jié)城朝勝退回了本家。結(jié)城秀康則因反復入嗣，先后有德川、羽柴、結(jié)城、松平四個姓。

另有一些少見的改姓情況。松平氏據(jù)傳為出自新田氏的德川（得川）義季的后裔，所以家康恢復了舊姓德川，也許是為了提高自己的聲望；但除家康的嫡流以及第九子義直、第十子賴宣、第十一子賴房三家（即后來江戶時代的“御三家”）可用德川姓外，其余仍姓松平氏。至于木下藤吉郎改姓羽柴、豐臣的經(jīng)歷則更已為今人所熟知。豐臣、德川政權(quán)還分別以羽柴、豐臣和松平姓賜予親信或有力大名。豐臣秀吉統(tǒng)治時期得到賜姓的有五大老及細川忠興、筒井定次、丹羽長重、堀秀政、長谷川秀一、蒲生氏鄉(xiāng)、池田輝政、稻葉貞通、稻葉典通、蜂屋賴隆、佐佐成政、里見義康、京極高次、長宗我部元親、島津義弘、立花宗茂、福島正則、小早川秀秋等數(shù)十人，然而關原會戰(zhàn)之后，隨著德川家康的霸權(quán)確立和西軍方諸大名被減知轉(zhuǎn)封甚至除封，這些賜姓大都被廢止了。賜姓的一個特例是龍造寺四天王之一的百武賢兼，因武勇力敵百人而被龍造寺隆信賜予“百武”之姓。

僧侶是舍棄了俗姓的人，往往被冠以寺號，如本愿寺、安國寺、曼殊院等，不能視之為姓氏。但公家常以菩提寺（作為一族永久的墓所而建的寺廟）的寺號為姓（西園寺、勸修寺等），寺院領地內(nèi)的住人也會以所在寺號為姓（樂巖寺、大寶寺等），同樣與寺廟有關，卻都是貨真價實的姓氏。總之，僧侶和商人的情況比較特殊，名稱前加綴的可以是道號（太原雪齋）、商號（茶屋四郎次郎）、地名（山上宗二）等，不一而足；其中有的世代沿用，已經(jīng)相當于姓氏了。

第四講§人物名諱§

戰(zhàn)國時代的人們，隨著不同的生活經(jīng)歷，會逐漸擁有越來越多的名號。有時同一個人物，換一種稱呼，我們可能就不認識了。先以上杉謙信（長尾景虎）的各種名號為例：虎千代①、平三②、景虎、政虎、輝虎③、宗心、謙信④，這些名號大致可以分成四類。

①“虎千代”是上杉謙信的幼名，即未成年時的非正式名。大都叫做“××丸”，比如松壽丸（毛利元就）、芳菊丸（今川義元）、千熊丸（三好長慶）、鹽法師丸（大友宗麟）、虎壽丸（島津義久）、梵天丸（伊達政宗）等，這是武士階層特有的幼名格式。其實“丸”原是蜣螂推的糞球的意思，起個賤名字，好讓魔鬼邪物看不上，從而保佑小孩子不早夭，和我國農(nóng)村過去起些帶狗字之類的名字一樣具有避邪的意味。也有少數(shù)例外，如太郎（一作“勝千代”，武田信玄）、吉法師（織田信長）、日吉（豐臣秀吉農(nóng)民式的幼名，后來史書為了拍他的馬屁，硬是寫成了“日吉丸”）、竹千代（德川家康）等。

有一位人物是始終以幼名相稱的－－信長的寵童森蘭丸，即使活到三四十歲，仍舊叫“蘭丸”，也挺滑稽的。其實，在本能寺為信長殉死時雖然年少（十八歲），但已經(jīng)“元服”（一般十二歲以上男少年的成年儀式）有了正式名“長定”，信長深愛蘭丸，特意讓其在成年后仍舊著童裝而不束發(fā)。而人們習慣上總是稱其幼名，也許是出于對美童的愛慕吧。森蘭丸的兩個弟弟，同在本能寺殉難的森坊丸（長隆）與森力丸（長氏）的名稱，也是同樣情況。

②上面提到“元服”，即十二歲以上男少年的成年儀式。“元服”以后，就有了“通稱”（通常時稱呼的非正式名）和正式名。長尾家源出于平氏，于是謙信的通稱就叫做“平三郎”（簡稱“平三”）。通稱中的數(shù)字多數(shù)并沒有長幼次序的含義，而僅僅是沿襲。在一段時期內(nèi)，家族中的一些特定通稱只有作為繼承人的子嗣才可使用，沿用較長的如六角家的“四郎”，今川家的“五郎”和“彥五郎”，北條家的“新九郎”等。因為歷史記載不詳，有的人物只留下了通稱；而少數(shù)有名的武將，雖然有正式名，但通稱更為人所樂道，羽柴秀吉的兩大軍師－－竹中半兵衛(wèi)（重治）和黑田官兵衛(wèi)（孝高）是個中典型。很多人可能沒有注意到，服部半藏（正成）也是以通稱著名，而“半藏”之稱為其子孫世代相傳。通稱可以置于姓與正式名間一并稱呼，如“長尾平三景虎”、“柴田權(quán)六勝家”、“山本勘助晴義”、“天草（益田）四郎時貞”等。

③正式名一般由兩個漢字（極少數(shù)為一個漢字）組成，其中往往有一個是“通字”，即代代相承使用的某個固定漢字。織田家的“信”，毛利家的“元”，尼子家的“久”，朝倉家的“景”，伊達家的“宗”等等皆屬此例。由于使用了通字（當然偶爾也會出現(xiàn)不使用通字或改變通字的情況），家族中上下幾代人之間同名的機率大為提高。伊豫守護河野家在戰(zhàn)國時代內(nèi)就出了兩位“通直”和兩位“通宣”，而兩位“通直”在小說中也經(jīng)常露面，日本的史書中為了便于區(qū)分，只好各加以官名稱為“彈正少弼通直”和“伊豫守通直”；伊達家第九代和第十七代都叫“政宗”，這可能也是人們常稱后者為“獨眼龍政宗”（前者稱“大膳大夫政宗”）的原因之一；血緣和時間上最接近的是島津義弘的四弟和三子，都叫作“家久”。

上杉謙信的正式名有景虎、政虎、輝虎三個，涉及到了“賜字”的問題。賜字即地位高者將自己名字中的上字（兩個字中的前一個字）或下字（兩個字中的后一個字）賜予地位低者作為其上字，一般都是賜下字，得到上字的相對更為榮耀。“景虎”是謙信最初的名字，因生肖屬虎，幼名和正式名中都有“虎”字，而“景”則為長尾家的通字；永祿四年（1561）在鐮倉鶴岡八幡宮舉行關東管領的正式就任儀式時，接受了原關東管領上杉憲政的姓氏和“政”字而改名為上杉政虎；同年十二月又受將軍足利義輝賜予一字而改作“輝虎”。得到有地位的人的賜字在當時被看作無上光榮的事。有心的讀者在之前的連載中也許會發(fā)覺，今川義元之“義”和武田晴信之“晴”出自同一人，即室町幕府第十二代將軍足利義晴。家臣往往從主君處接受賜字。某家大名家臣團的名字中，如果有一、兩個字使用頻率特別高，同時又為主君名中所有，基本上就可以肯定為賜字了。“主君賜字＋通字”成為家臣們最不用動腦筋的起名公式。伴隨著主君的更替，賜字也不斷變化。南近江的守護六角定賴、六角義賢兩代，家臣有三云定持－－三云賢持（早逝，一般看到的是其弟三云成持）、蒲生定秀－－蒲生賢秀、后藤定豐－－后藤賢豐等。類似的有趣情況在很多大名家中都可以發(fā)現(xiàn)。《信長之野望》系列的《霸王傳》中曾把賜字作為褒賞家臣的手段之一，其實不少武將名中已含有賜字，還有一些是以通稱或號相稱，再予賜字就顯得不倫不類了。所以這一項功能在以后的系列中再沒有出現(xiàn)。

賜字帶有明顯的主從關系色彩，在戰(zhàn)國時代更是如此。淺井長政最初叫做“賢政”，因長政之父淺井久政時屈從于六角家的威勢，是結(jié)合六角義賢之“賢”與淺井家的通字“政”而起的名字。但長政不甘于屈辱地位，終于與六角家斷交而舍去了名字中的“賢”字。無獨有偶，松平元康擺脫今川家而獨立時，也舍棄了今川義元賜予的“元”字。

④僧侶、茶人等多以“號”代名，武士中擁有“號”的也大有人在（但真正為人熟知的不多）。號，有的是法號（道號），有的是齋號。日本的茶圣千利休，法號宗易、利休，齋號拋筌。由于茶道的精神大量來源于禪宗思想，茶人有參禪的傳統(tǒng)，“宗易”是其二十四時在南宗寺參禪所得的法號；天正十三年（1585）豐臣秀吉升任關白時，與千利休共同主持邀正親町天皇參加的宮內(nèi)茶會，“利休居士”是當天由天皇所賜，此時利休已經(jīng)六十三歲了。所以《太閣立志傳Ⅰ》中稱“千宗易”，一般情況下倒要比其他游戲中稱“千利休”更準確一些。

我國北宋的文學家蘇軾，號東坡居士，人們更習慣于稱其為“蘇東坡”。日本歷史上這類情況更多見，請看下面的戰(zhàn)國人物，后面注的正式名是不是反而不那么響亮了？

山名宗全－－持豐

北條早云（早云庵宗瑞）－－（伊勢）長氏

駒井高白齋－－政明

齋藤道三－－利政

朝倉宗滴－－教景

稻葉一鐵－－良通

氏家卜全－－直元

太原崇孚（雪齋）－－（俗姓庵原，名已佚）

本愿寺顯如－－光佐

本愿寺教如－－光壽

細川幽齋－－藤孝

細川三齋－－忠興

織田有樂齋－－長益

上杉謙信－－政虎

武田信玄－－晴信

穴山梅雪（梅雪齋不白）－－信君

長坂長閑（長閑齋）－－光堅

大友宗麟－－義鎮(zhèn)

立花道雪－－（戶次）鑒連

高橋紹運－－鎮(zhèn)種

柳生石舟齋－－宗嚴

伊東一刀齋－－景久

有地位的人物死后可能還有謚號和“法名”（有點像我國古代的廟號），德川家康地位特殊，更擁有“神號”：東照大權(quán)現(xiàn)。這些死后追贈的名號一般極少接觸，就不贅述了。

※此外，與地名上的情況類似，同音的日語漢字時而通用的現(xiàn)象也廣泛存在于姓氏和各種名號中，如“東”與“藤”（とう，伊東一刀齋－－伊藤一刀齋、安藤守就－－安東守就），“助”與“介”（すけ，山本勘助－－山本勘介、山中鹿之介－－山中鹿之助），“義”、“可”與“吉”（よし，大友義統(tǒng)－－大友吉統(tǒng)、堀尾吉晴－－堀尾可晴），等等。漢字中意義相同的字在日語中常常讀音相同，如“滿”和“盈”都讀作“みつ”，是故宇佐美定滿也作“宇佐美定盈”，菅沼定盈也作“菅沼定滿”。此類例子比比皆是。

第五講§教名與外號§

教名特指天主教的洗禮名。隨著天主教影響的擴大，接受洗禮的人也開始增多。以下是主要信教大名的教名：

有馬義貞－－ドン＝アンドレ（堂?安德肋）

有馬晴信－－ドン＝プロタジオ（堂?波達思）

大村純忠－－ドン＝バルトロメウ（堂?巴爾多祿茂）

一條兼定－－パウロ（保祿）

大友宗麟－－フランシスコ（方濟各）

小西行長－－アウグスティヌス（奧斯定）

高山友照－－ダリヨ（達尼爾）

高山右近－－ジュスト（猶斯托）

黑田孝高－－ドン＝シメオン（堂?西默盎）

蒲生氏鄉(xiāng)－－レオン（良）

※我盡可能使用了天主教的傳統(tǒng)譯名，但它們看上去比較別扭。換成大家比較熟悉的叫法，“保祿”即“保羅”，“西默盎”即“西蒙”，等。

當時不少人是合家受洗，這些大名的夫人們的教名叫做ジュスタ的很多，前面加以夫姓就成為全名，如高山ジュスタ就是高山右近的妻子。不過，這些女子中最負盛名的要屬細川ガラシャ夫人（1563～1600）了。ガラシャ夫人本名玉子，是“謀反人”明智光秀之女，當時一流的文化人細川忠興的正室，日本屈指的美女。如此身世注定了她波瀾的一生。她曾懷揣匕首直面父親的仇敵豐臣秀吉，使好色的秀吉不得不打消不良企圖。ガラシャ是在秀吉發(fā)布禁教令，而高山右近被流放馬尼拉的天正十五年（1587）自發(fā)受洗的，后來又學會了拉丁語和葡萄牙語。慶長五年（1600）的關原會戰(zhàn)前，石田三成意欲將東軍（德川方）諸大名（包括細川忠興）的妻兒挾作人質(zhì)，派兵包圍了在大坂的細川家宅。為了不成為忠興的包袱，ガラシャ與所有的留守人員一起自盡于家宅大火之中。被此舉震動的石田三成主動放棄了人質(zhì)計劃。然而，ガラシャ的壯烈之死感動了全國，反三成的情緒大為高漲，間接鼓舞了東軍的士氣。ガラシャ夫人的美貌、才識、勇敢、忠貞和堅定信仰，歷來得到很高的評價，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各種文藝作品中。她的形象一般是身著和服，項戴十字架的優(yōu)雅女子。

外號常賦予有名的武將。上杉謙信和武田信玄這對宿敵分別被譽為“越后之龍”與“甲斐之虎”。如此格式的外號還有“尾張之虎”（織田信秀）、“美濃之蝮”（齋藤道三）、“肥前之熊”（龍造寺隆信）、“出云之鹿”（山中鹿之介）、“甲山猛虎”（飯富虎昌）等。也有的不用動物來形容：“越后鐘馗”（齋藤朝信）、“雷神”（立花道雪）、“東海第一強弓”（今川義元）、“尾張的大傻瓜”（織田信長，這是極少見的反面外號）等。外號有時可以與其它各種名號相連，如“獨眼龍政宗”（伊達政宗）。作為武士，最看重的就是武勇，精通槍術（長槍）的武將會有一個帶“槍”字的外號：血槍九郎（松平家的長坂信政）、槍半藏（德川家的渡邊守綱，通稱半藏）、槍大膳（里見家的正木大膳亮時茂）、槍彈正（武田家的保科彈正忠正俊）。“鬼＋名號”是夸贊武勇最常用、最簡潔明了的格式：鬼美濃（原美濃守虎胤）、鬼十河（十河一存）、鬼柴田（柴田勝家）、鬼半藏（服部半藏）、鬼作左（本多作左衛(wèi)門重次）、鬼孫市（雜賀孫市）、鬼義重（佐竹義重）等。出羽的年輕猛將戶澤盛安通稱九郎，就得了個“夜叉九郎”的外號，與“鬼××”有異曲同工之妙。至于波多野家的二鬼－－“赤鬼”（赤井直正）和“青鬼”（糝井教業(yè)），不接續(xù)任何名號，干脆利落，總是使我聯(lián)想起《水滸傳》中的“赤發(fā)鬼”（劉唐）。與大量的“鬼”相對的是“佛”非常少，可能只有豐臣政權(quán)“三中老”之一的堀尾吉晴（通稱茂助）因外貌和善，性情溫厚而號稱“佛茂助”。

還有一種，我暫且也將其歸入外號之列，是合稱數(shù)人的，例如著名的“毛利兩川”（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日本人特別喜愛排“四大天王”，戰(zhàn)國人物也是如此。常見到的是德川四天王（酒井忠次、本多忠勝、榊原康政、井伊直政）和龍造寺四天王（成松信勝、江里口信常、百武賢兼、木下昌直、円城寺信胤，最后一人有爭議），“武田四名臣”（山縣昌景、內(nèi)藤昌豐、馬場信房、高坂昌信）也與此接近。這種五虎將式的排名也許在每個大名家內(nèi)部都存在。

第六講§官位§

很多時候，人物的姓名和官職是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的。大多數(shù)人在歷史的舞臺上做做鬼臉就走掉了，他們留下的名字殘缺不全，其中有的只剩下了官名，以致我們現(xiàn)在不得不使用諸如“奧山常陸介”之類的稱呼。官名常被置于姓與名之間，如“小西攝津守行長”，甚至可以省略后面的名字，以示尊重：

宇佐美駿河（定滿）

松永彈正（久秀）

高山右近（重友）

原美濃（虎胤）

馬場美濃（信房）

高坂彈正（昌信）

大谷刑部（吉繼）

直江山城（兼續(xù)）

古田織部（重然）

大野修理（治長）

小堀遠州（政一）

“彈正”即彈正忠，“右近”即右近大夫，“修理”指修理亮，“刑部”、“織部”即刑部少輔和織部正，“駿河”、“美濃”、“山城”、“遠州”分別指駿河守、美濃守、山城守、遠江守，都是被簡化了的官名。這些戰(zhàn)國歷史上有名有姓的風云人物，之所以不直稱其名，恐怕也是源自中國的習慣。就好比歷代的文人墨客總是滿懷欽慕之情地稱書圣王羲之為“王右軍”（右軍將軍），詩圣杜甫為“杜工部”（工部員外郎）一樣，精通三國的朋友還可以想一想“劉豫州”、“孫破虜”之類。上面羅列的人物，宇佐美定滿為越后流兵法之祖，原虎胤、馬場信房是武田家的猛將，高坂昌信、直江兼續(xù)分別是武田、上杉家的名軍師，高山右近在嚴酷的禁教中堅持信仰而拋棄了地位，大谷吉繼是關原會戰(zhàn)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并為西軍效死的義將，大野治長是大坂戰(zhàn)役中豐臣氏最后的支柱之一，古田織部和小堀遠州是繼千利休之后各自開創(chuàng)了“織部式”和“遠州式”茶陶的兩位重要武士茶人。唯獨松永久秀有點兒特殊，但背負惡名的同時也是造詣很深的文化人。后人對他們的稱謂中大都是含有敬意的。

所謂的“官位”，其實是“官”與“位”的兩個概念。先說“官”，今人看到的這一套日本官制，基本上脫胎于約公元700年的《大寶律令》和十世紀初的《延喜式》。中央設有二官（神祗官、太政官）、八省（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內(nèi)）、一臺（彈正臺）、六衛(wèi)府（左右近衛(wèi)府、左右兵衛(wèi)府、左右衛(wèi)門府），八省下還置有各職、寮、司。各部門的官員大都分為長官、次官、判官、主典四等，不少官職是從我國歷代引進的。舉例來說，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納言、中納言、少納言等皆屬于太政官，諸如修理大夫（修理職的長官）、左京亮（左京職的次官）、大膳亮（大膳職的次官）、圖書助（圖書寮的次官）、采女佑（采女司的次官）之類則屬于八省下的各職、寮、司。地方行政區(qū)分國、郡、鄉(xiāng)三級，各國有國司，分為守、介、掾、目四等官（國司有時特指國守），一般見到的是前兩等。因擔任國司油水甚豐，以往公家貴族常常兼任而不赴職，造成國司虛置；鐮倉、室町幕府在地方上設置地頭、守護諸職后，國司之權(quán)盡失。以上都是令制規(guī)定的官職，但事物在不斷發(fā)展變化，為補充律令官制的不足又出現(xiàn)了“令外官”，如關白（其名出自《漢書》，意即“稟報”）、內(nèi)大臣、參議等。令外官與令制官職并存，甚至使一些令制官職有名無實。然而，從律令制時代結(jié)束到戰(zhàn)國時代的漫長歲月，使絕大多數(shù)官職早已失去了原來的意義而成為虛銜和“官位相當”（詳述于后）的附屬品。戰(zhàn)國武將中任“××守”、“××介”的極多，卻都不赴任，正是其表現(xiàn)。官制的情況因過于復雜，限于版面，只能流于簡單介紹了。

“位”即位階，既是身份等級，又有待遇高低的意味。日本的位階受我國隋唐九品正從上下階制的影響，自一位到八位，各分正、從兩級；從三位以下，每一級再分上、下兩階－－即四位至八位每一位之內(nèi)有四階（例如四位分為正四位上、正四位下、從四位上、從四位下）；在從八位下之下尚有大初位（上、下）和少初位（上、下），類似我國的“不入流”。

“位”在一定程度上比“官”更重要，可以有位無官。因被織田信長喜愛而頻繁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游戲中的“人間五十年”一段唱詞，出自幸若舞的“敦盛”一節(jié)，“敦盛”指平安末期源平之爭中平氏一族的武將平敦盛，十六歲就戰(zhàn)死于一谷會戰(zhàn)。敦盛就是一個典型的有位（從五位下）無官者，別號“無官大夫”。反之，就任一定的官職，則必須有相配的位階，即所謂“官位相當”。例如，太政大臣只授予正一位或從一位的官員，中納言通常由從三位的官員擔任，參議自三、四位的朝臣中選任，等等。游戲中朝廷的賣官，就是這種官位相當?shù)摹按钯u”。

授位是天皇的權(quán)利，關于其有一件有趣的軼事。江戶時代的享保十三年（1728），從越南輸入日本的一頭大象謁見了天皇。按規(guī)定，只有獲得五位以上的身份才可上殿，無官無位者不能謁見天皇。于是此象被授予從四位，其位階之高，超出諸多大名之上。由此想到游戲中各家大名或家臣向朝廷獻金，都是由山科言繼、近衛(wèi)前久等公卿負責傳奏，天皇并不出面，也許就是出于身份的考慮。畢竟，戰(zhàn)國前期三位以上的高位基本上都被控制在皇室貴胄手中，武士的官位相對偏低。將軍足利義晴是從三位，足利義輝是從四位下，足利義榮是從五位下；聲名卓著的大名如毛利元就（從四位上）、今川義元（從四位下）、島津義久（從四位下）等，也不過在從四位內(nèi)徘徊，而這些都已經(jīng)算很高了；普通大名一般保持在五位至六位之間，家臣就更低。到織豐時代，天下大勢已定，情形就不同了：織田信長官至正二位右大臣，豐臣秀吉更是破天荒地爬上了關白太政大臣的高位，其家臣的官位也相應提高，四位的已很普遍。

官位在人物死后還可追贈，當然要比一般的高，有時也會高得出乎意料。淺井長政是戰(zhàn)國大名中結(jié)局很悲慘的一位，但他與信長的妹妹市之間留下了三個著名的女兒：長女（茶茶）即豐臣秀吉的側(cè)室淀殿，次女（初）嫁給京極高次，尤其是三女（達子）成為江戶幕府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的正室。因為這一層姻戚關系，長政于寬永九年（1632）被追贈從二位，權(quán)中納言。信長將長政的頭骨做成酒杯的時候，恐怕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一點吧。

第七講§役職§

《信長之野望》系列從第五作《霸王傳》開始推出官位系統(tǒng)時，將“征夷大將軍”列為正一位（這種混為一談的做法遺毒不淺）。第六作《天翔記》時，“官”與“職”才被分開。足利義輝的“官”是參議，“職”才是征夷大將軍。但《天翔記》中的“職”僅有數(shù)種。至《烈風傳》中，“役職”就顯得非常普遍。

究竟什么才是役職？就我的理解，指由幕府設立，武士為幕府供職時擔任的職務，役職的高低表征著武士地位的高低。注意不可將“役職”之稱與律令官制中八省下的中宮、修理、大膳等諸“職”相混淆。以下是關于室町幕府主要各職的簡介。

①征夷大將軍：本是奈良時代為征服蝦夷而設的臨時性總指揮官名，后成為幕府（以武士為統(tǒng)治階級的武家政權(quán)）首腦的職名，表示武士集團的首領地位。鐮倉、室町、江戶幕府時代分別由源氏、足利氏、德川氏世襲。戰(zhàn)國時代的室町幕府將軍本質(zhì)上已淪為山城國的一介小大名，只是常被人作為旗幟搖來搖去而已。其它各職均由將軍所授。

②守護和守護代：“守護”是由將軍任命的控制地方各國的役職，多系足利氏同族或有力家臣，一般為世襲。守護在領國內(nèi)擁有軍政大權(quán)，且有不少身兼數(shù)國，逐漸形成地方割據(jù)勢力。但因守護在幕府內(nèi)有政務，往往留居京都，而將各國委任有力家臣代理，即“守護代”。這樣，守護陷入了與律令官制中的國司相同的境地。時間一久，守護代甚至守護代的家臣就把握了領國實權(quán)，特別是那些兼國甚多的守護更難保全。例如越前、尾張、遠江三國的守護斯波氏，應仁之亂后越前和尾張分別被守護代朝倉氏、織田氏把持，遠江則被同為守護的今川氏以武力奪取。戰(zhàn)國時代，盡管許多大名仍保有“××守護”之名，但真正能夠維持領國統(tǒng)治秩序的不過數(shù)家而已。

③公方和關東管領：“公方”本是對將軍家的稱呼。南朝正平四年，北朝貞和五年（1349）足利尊氏任命四子基氏為關東管領，駐于鐮倉，管轄十國（關東八國外加甲斐、伊豆），其下設機構(gòu)一如幕府，別稱“小幕府”；又任命足利氏的姻戚上杉憲顯為執(zhí)事以輔佐政事。此二職后由兩家世襲。然而基氏的子孫漸有獨立傾向，其職稱改為關東公方（關東御所）或鐮倉公方（鐮倉御所），執(zhí)事上杉氏稱為關東管領。至永享十年（1438），鐮倉公方足利持氏終因舉兵反叛而被消滅（“永享之亂”），其子成氏移居下總國古河，即“古河公方”，從此關東實權(quán)便落入上杉氏之手。兩家爭斗不絕，關東動蕩。長祿元年（1457），足利政知受幕府指派前往關東鎮(zhèn)撫，但無力占據(jù)鐮倉，只得駐于伊豆國堀越，稱“堀越公方”，依靠上杉顯房和駿河守護今川氏（幕府的鐮倉監(jiān)視役），與古河公方對立。足利政知死后，嗣子年幼，時北條早云正崛起于關東，堀越公方遂為其所滅。古河公方中后又分裂出駐下總國小弓的小弓御所足利義明，但義明戰(zhàn)死后就沒落了。最末兩代古河公方足利晴氏、足利義氏在與小弓御所的爭權(quán)中淪為北條氏的傀儡。而關東管領上杉家也分裂為山內(nèi)、扇谷兩家。關東的這些門第甚高的家族雖占據(jù)著大片領地，但時和時戰(zhàn)，動亂不已，終于被從今川氏的一介食客起家的北條氏蠶食鯨吞，先后廢絕。山內(nèi)上杉憲政情急之下只得將上杉姓與關東管領一職讓予長尾景虎（上杉謙信），而謙信就是最后一任關東管領。隨著幕府的滅亡，關東管領一職亦廢。

④三管四職：指室町幕府的管領（初稱“執(zhí)事”，將軍的輔政機關）和侍所（管理武衛(wèi)人員的警察機構(gòu)）所司兩大要職。前者由斯波、細川、畠山三家，后者由赤松、一色、山名、京極四家強大守護輪流擔任，故名。三管四職的地位僅次于公方，但應仁之亂后都趨于衰絕。

⑤探題：室町幕府最重要的地方職制之一。具體有九州探題（鎮(zhèn)西探題、九州管領）、西國探題、奧州探題（奧州管領）和羽州探題（出羽大將）四職，分別總領九州、中國（指山陰、山陽兩道）、陸奧、出羽的的軍政大權(quán)，而這些地方都是歷代駐兵的軍事要地。九州探題在室町初期今川了俊任職時一度非常強大，后由涉川氏出任，應仁之亂后已有名無實；奧州探題和羽州探題系由原出羽陸奧探題分裂形成，前者于弘治年間（1555～1558）被伊達晴宗獲任，后者由最上氏世襲，亦皆形同虛設。

室町幕府的役職尚有很多，有中央的，有地方的，適合各階層的武士擔任。戰(zhàn)國時代幕府的威信一落千丈，役職也就成為名義上的號召了。另外，豐臣政權(quán)中以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輝元和小早川隆景，隆景死后由上杉景勝繼任）、三中老（生駒親正、中村一氏、堀尾吉晴）和五奉行（前田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家）為代表的各種職務，應當也屬于另一種形式的“役職”。

第八講§朝廷和公家§

朝廷指居于京都的中央貴族政權(quán)，鐮倉時代以前原本是日本真正的統(tǒng)治者。然而隨著土地所有權(quán)的喪失，武士獨裁政治形式－－幕府的建立和發(fā)展，越來越成為一種形式。戰(zhàn)國游戲中常稱山科言繼等人為“公卿”，這是受中國影響的一種稱謂：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稱“三公”，大納言及三位以上的朝臣（后包括四位的參議）稱“卿”，合稱“公卿”。鐮倉幕府建立以后，將朝廷、天皇和公卿貴族稱為“公家”，而公卿貴族稱幕府及各職為“武家”，這就是公武之分。

公、武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立的，從朝廷的公家政治到幕府的武家政治，即武家奪取公家權(quán)力的過程。公家也作了很多努力試圖恢復地位。老資格的SLG玩家一定玩過描述南北朝之爭的MD游戲《太平記》，南北朝之爭本質(zhì)上雖然是武士集團內(nèi)部的利益之爭，卻以公武之爭為形式，代表公家利益的南朝最終失敗（盡管名義上得到了北朝的承認）。公家所依靠的經(jīng)濟基礎早已沒落，不可能完全排斥武家。但是南朝真正信任的武士不過楠木、新田、名和等數(shù)家而已（玩家較為熟悉的名臣北畠親房、北畠顯家、千種忠顯等皆系公家），將其余大量武士推向北朝一方，故雖有忠臣良將，亦難挽頹勢。公武之爭的影響一直延續(xù)到明治維新以后。

南朝失敗后，公家一蹶不振。至戰(zhàn)國時代，朝廷的收入來源（莊園）多為戰(zhàn)國大名所奪，年間收入僅7500貫左右，經(jīng)濟非常拮據(jù)。后土御門天皇駕崩后，因資金不足，四十日后好不容易才由幕府出資補辦葬禮；隨即上臺的后柏原天皇，因操縱幕府實權(quán)的細川政元拒絕提供資金，二十一年后才舉行了即位儀式；后奈良、正親町二帝的即位式同樣原因分別推遲了十年和三年，依靠諸家大名的獻金方才得以舉行。

好在應仁之亂后幕府的控制力也明顯減退，朝廷趁機收回了官位任命權(quán)（原由幕府代為申請和授予）。那些掌握實力，自重一方的戰(zhàn)國大名們，缺乏和想要得到的正是名譽。朝廷的官位比起幕府役職役，因相對更為可靠而價值飆升。在授予官位時被授者的獻金成為朝廷的寶貴收入來源。這完全是一種神圣氣氛下的賣官鬻爵。

朝廷全然沒有武力，但仍有權(quán)威，正是其始終存在的原因。只要占據(jù)了京都，就可以利用朝廷的權(quán)威行事。織田信長深諳此道，攻擊越前的朝倉氏前，先以天皇名義令朝倉義景進京，朝倉義景當然不肯從命，于是給了信長奉辭伐罪的機會；其后信長包圍網(wǎng)和圍攻石山本愿寺時，也有好幾次都是靠正親町天皇的敕旨擺脫了困境。

公家貴族素來是有錢有閑的階層，也正是他們在吃喝玩樂中發(fā)展了古代日本的很多文化。但在戰(zhàn)國時代，窮困的公家只得到地方上做大名的家教，傳授和歌、書道、蹴鞠、禮儀、歷法等以維持生計，為京都文化向地方推廣普及作出了貢獻。少數(shù)公家還保有地方領地，其中較大的是土佐國司一條家、伊勢國司北畠家和飛驒國司姊小路家。特別是一條家在四國很有影響力，其據(jù)點土佐中村一度呈現(xiàn)出“小京都”的繁榮景象。游戲中在中央朝廷見到的公家主要有山科言繼、近衛(wèi)前久、勸修寺晴豐、菊亭晴季（史書上一般稱“今出川晴季”）數(shù)人。他們擔任武家傳奏職，與各家大名都有結(jié)交，所著傳世的日記《言繼卿記》和《晴豐公記》成為記述戰(zhàn)國歷史的貴重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