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幾天前留守金鄉所的吉慶勇（原留守的顧鑫全隨寧鳳晨趕赴歐洲去了）來報，朝廷派人會在幾日后來金鄉所宣旨，召見晏大人進京。所以晏世輪不得不立即安排完諸事，待一切頭緒理清后，立即趕赴了金鄉所。因為基隆距離金鄉所開辟的航線有一百七十余海里（三百多公里），即使是目前金鄉軍最快的“滅虜”戰船，順風航速為二十節（二十海里每小時），順風的情況下，也要形式九個多小時。而晏大人還有很多需要準備給楚黨同僚看的，所以就提前出發了。（蓋倫的航速在七到十節之間，英國勝利號戰艦八到九節，近代飛剪船可達十七到十九節，所以說‘滅虜’戰船已達到風帆戰艦的速度極致）
大明官員的任命，品階高于五品的，是需要進京朝見的。明朝的朝覲考察制度，是非常完善的，而且專設監察部門，去考核覲見的各部官員。如每三年一次的朝覲，官員表現不得體（被言官指責），或是有其他問題，定會革職查辦，但是，如同歷史上出現的其他優秀制度一樣，總是有一種化神奇為腐朽的力量，影響著這一創舉的實施。明朝中、前期，吏治之所以相對清明，出現了一大批忠于職守，廉潔自律的循吏，與這一制度的嚴格實施是分不開的，然而明后期開始，朝政腐敗，朝覲考察制度日漸成為官吏以權謀私的工具，考察失實，弊端叢生，從而使吏治更加敗壞，直至覆亡。
幾日后，浙南蒼南衛金鄉所，晏世輪領著金鄉所除寧鳳晨外的所有官員一同，來到千戶所衙門外三十里處的官道上，迎接著圣旨和頒旨官員。
在金鄉所外，晏世輪為了低調發展，并沒有拓寬道路，只是在金鄉所內部，利用“土水泥”快速的修建起各級道路連同各地。所以蒼南通往金鄉所的官道上，沒有金鄉所內部的那種整潔、清新。和大明此時各處鄉村官道一樣，曝土揚塵、狹窄坑洼。這一路上可是苦了前來頒旨的吏部陳仁錫了。這位陳大人是正經八百的翰林，于天啟二年(1622)以殿試第三入授翰林編修。后擢任吏部侍郎。文官在明代出行，都是要坐轎子的，陳大人也不例外，只是這四抬大轎走了這么遠，說不累都是騙人的。
對于齊思成口中的年輕后學晏世輪，陳仁錫還是好奇多于信任的，這窮鄉僻壤的浙南，能夠掀起多大風浪？未免對上報的軍功有一些懷疑，但是這個齊思成是黨內有名的鐵公雞，他不可能把大把的水師軍功讓給外人，所以齊思成還是有些好奇的。作為楚黨的中堅力量，陳仁錫具備很多此時大明文人的優點，秉性梗直，為人正派，以講官而不負重望。對于這位歷史上有名有姓的陳大人，晏世輪還是有印象的。他心里先做了一番準備，因為這又是個歷史名人，和史可法一樣，肯定是帶著光環不好對付的。目前算上他，已經見識了兩位歷史人物了。
一番例行的寒暄、禮儀過后，大家站到了一塊。晏世輪很不習慣此時文人的這種熟絡方式，自己雖然托齊思成的福，走上了文官道路，但是這禮節還是真的繁瑣些。此時還沒到千戶所衙門，所以不必進行正式的頒旨、領旨，悄悄的遞過去兩只翡翠扳指作為見面禮后，陳仁錫的臉色立即緩和很多。而且眾位抬轎的、舉著“肅靜”、“回避”牌子的，打鼓的，隨行跟著吏部官員來自蒼南府縣的，全都得到了或罐頭、或鴨蛋、雞腿等見面禮，一刻鐘后，這場面頓時熱鬧起來，好像是許久不見的眾多親朋好友，親熱而又溫馨。雖然剛才眾人走在這看似鳥不拉屎的土路上時，沒有心里不罵的，以為這趟差事肯定不值，誰想到這小小的千戶，出手竟然是如此的闊綽，都升起了巴結的意圖。
強忍著接下來三十里的步行勞累，晏世輪跟著眾人來到了金鄉所衙門門前。雖然晏世輪從來沒在這里辦過工，但是在顧鑫全的打理下，這里還是整嚴肅穆。
按照規定的流程，宣旨、領旨、謝恩后，又是命人當面取出了五百兩白銀的“孝敬”費。讓隨行的蒼南衛指揮使李懷隆是直吐舌頭，這晏小子真是越來越闊綽了，一出手竟然五百兩銀子打點“圣使”，有見地，有發展！
而此時的晏世輪，還在思考當中，他不想過多思考大明覲見這一制度，而是望著眼前宣讀圣旨的吏部官員陳仁錫。在晏世輪印象當中，宣讀圣旨的應該是某某公公啊？那些太監不出來宣個圣旨，揩點油什么的哪有那么多銀子花銷？還以為這個“黨內人士”是為了跟自己親近，感情正主就是他啊！
吏部來人宣讀圣旨，其實這是正常的歷史所有，因為明朝有規定，外府、州、縣正佐，在內大小九卿之屬員，皆常選官，選授遷除，一切由吏部。而五府大臣及錦衣衛堂上官自陳候旨，“直省總兵官如之”。在內五府所屬并直省衛所官，悉由巡視官及部官注送；在外都司、衛所官，由撫、按造冊繳部。副參以下，千戶以上，由都、布、按三司察注送撫，咨部考舉題奏。錦衣衛管戎務者倍加嚴考，南、北鎮撫次之。各衛所及地方守御并各都司隸巡撫者，例同。文武官雖然最終都必須由中央政府最終任命，但一般官員和地方官員具體考核任免在吏、兵部衙門，督撫、地方三司。其出面宣布任免自有各級官員，與宦官其實一分錢關系沒有。按理來說，頂多是到了吏部和地方報備一下就可以了，不然全天下那么多官員，皇帝還要每個都要“招來覲見”嗎？更加輪不到什么太監過來“宣讀圣旨”。況且全國每年多少官員任免，全靠宦官宣諭，明代的宦官數量就是再打著滾兒往上翻倍大概也不夠。所以，明代宦官出面宣旨的情況，絕大多數屬于代皇帝日常傳話、問事，間有奉旨出使和奉欽命傳中旨。而以上情況都非定制，絕不會出現文藝作品中出現的凡事均為宦官出面宣旨的情況。大小九卿以及方面大僚出任補缺由廷推會推或者部推，五品以下由部選，哪怕是宰輔、冢宰、司農，嘉靖以后也多出敕推，也就是先封了官，然后“覲見”。
這次晏世輪搞的動靜有點兒大，受到前年“澎湖海戰”和葡萄牙紅夷霸占澳門的影響，近年來朝廷對于歐洲人已經有了警惕，前幾番斬倭寇、敗紅夷，已經引起了朝堂的注意，所以一經楚黨人士在朝堂上運作，沒出兩個月，立即下達了“覲見”晏世輪的圣旨。現在的熹宗皇帝已經是病入膏肓，沒幾天活頭了，但是閹黨勢力如日中天，雖與齊楚浙和東林諸黨人士鬧得不可開交，現楚黨內舉薦晏世輪為官（雖然只是正四品金鄉衛指揮使指揮僉事），仍然受到他們的高度重視。因為一向以文人輩出的楚黨，竟然有了強力的武官外援，雖然現在舉薦為文官，但是其義弟仍在大員（臺灣）有著一定影響。所以在各方的關注和妥協下，微妙的平衡出現了——即讓晏世輪“覲見”，然后各方對其有個印象，看看是否能夠拉攏？
這個官員覲見和各方的制衡制度，讓晏世輪想到，這是不是民阿主的苗頭？想當年明初的時候，中旨特簡選官，尤其是選大官，在明朝受到的阻力一直比較大，明英宗想給徐世英一個“九卿堂上官坐”，結果被科道官罵得要死，丟下句“再有來人說，打光牙齒”，給徐世英隨便授了個中書舍人。類似的例子還有明憲宗，想把部推改成特簡，結果劉璧好好地諷刺了他一頓。其實有明一代，文官和宦官一直在為自己分擔更多皇權而斗爭，雙方互有勝負。而明代的文官制度在中國古代確實非常發達。這多好啊？皇帝都沒有了“一言堂”的權威，不能不說類似“民阿主雛形”
但中國古代的所謂“民阿主雛形”，更像是制度層面上的，它的順利執行依靠的是明君的存在，如果趕上武宗和熹宗這樣的皇帝，什么制度全成了扯蛋，這種狀況應該說一直持續到了今天。但明代“士氣”相對高漲，讀書進取的士人敢于當面諫爭、批逆鱗的相對多，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抗拒干擾，以利制度的順利執行而且在太宗之后，宗藩對中央和地方政治的干預能力弱。但到了清代，一是大興文網，使士人“做詩都為稻梁謀”了，不關心也不敢參與政治議論和實踐，皇權走到了集權的頂點。雖說“清談誤國”，但連談都不談了，就更沒有出路了。曾經有人說，如果沒有清軍入關，中國可能更早進入民阿主時代，但歷史是不能假設的。退一萬步講，就算清軍沒有入關，李闖真成了勢，也未必不是新集權主義實踐的開始。但是是否能夠借鑒西方的經驗呢？因為一旦將來擴大金鄉軍的影響和地盤，這將會是不得不面對的。
晏世輪從覲見制度這一點上來看，中國和西方是兩個素無關系、互無影響的歷史發展體系，硬要去這樣比較，有點牽強。就像90年代之前中國“封建社會始于何時”的大爭論一樣沒有意義。他不認為在當時的中國存在西方式“代議民阿主”的因素，將來的金鄉軍，定會管理地域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多，政府體系越來越龐大，政事越來越復雜……這些都要求分權，
清朝時的“惟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不錯，但正因為清世宗（雍正）非要實踐這一理想，所以他在相對比較清心寡欲的情況下58歲就死了。以一人治天下的最好體現應該是朱元璋，而且相比雍正，老朱可完全說不上清心寡欲（七十歲還能生女兒），雍正五十八歲而死只能說是本身健康的問題（其實五十八歲在皇帝里面并不短命，明朝除開太祖太宗以外其他沒一個皇帝比他命長）。
收起各種胡思亂想，晏世輪再次整理好著裝和儀表，把圣旨珍重的收好。對著陳仁錫道，“明卿公，學生曾聽思成吾兄言，明卿公文采斐然，而且關注邊事，昔日‘寧前一線扼咽喉，壯士提刀孰與儔?山海當關蹲虎豹，肝腸如雪徹箜篌。精嚴壁壘云麾壯，吐納天河樓櫓稠。結發從征七十戰，何愁李廣不封侯?’可是道出了吾輩文人的拳拳之心，時常令學生熱血沸騰啊”，千穿萬穿，馬匹不穿。這個陳仁錫應該也是有幾分本事的，與史可法相同，也是眼神堅定、溫潤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