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帆

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漢族農業文明的熏陶，走上漢化道路，是一個總的歷史趨勢。但如具體分析，它們各自受漢文化影響的深淺和疾緩，是大有差別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漢化道路與北魏、金、清等進入內地的北族王朝相比，顯得尤為艱難、尤為迂回曲折，可用“遲滯”二字概括。所謂“遲滯”，不是指停止不動，而是指進展遲緩（相對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國的草原本位政策，決定了蒙古大汗對漢地只采取間接統治，重搜刮而輕治理，造成“漢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張，推行漢法，將統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漢地，從而在漢化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漢法的方針，從一開始就是不徹底的。隨著政權設置大體完備和儀文禮制初步告成，進一步推行漢法、彌合文化差異的工作趨于停滯。此后終元一代的漢化進程，雖在個別問題上還有發展，但總體來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畫的圈子。大量阻礙社會進步的蒙古舊制，因為牽涉到貴族特權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長期保存。統治者熱衷于對外擴張、對內斂財，使社會元氣在尚未充分恢復的情況下不斷受到新的打擊。凡此種種，都使得元朝成為一個沒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統王朝。

元朝漢化的遲滯，是一個很復雜、值得探討的題目。它有多種表現，其中的一些史學界已作過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視政策的推行等等，茲不贅言。此處想首先就統治集團的文化素質這一側面來考察。在元朝，以皇帝為代表的蒙古貴族接受漢文化十分緩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始終對漢族地區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較隔膜。這應當是漢化遲滯的一項主要內容。

蒙古貴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薩滿教，后來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對其狂熱崇拜，皇帝親自從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廣修帝師殿，祭祀第一任帝師八思巴，其規模制度超出孔廟。相形之下，儒學在蒙古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遜色得多。由于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他們對儒家學說的概念、體系感到難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對儒學產生一些興趣，但體會粗淺，后來在理財問題上與儒臣發生分歧，認為后者“不識事機”，與其漸漸疏遠。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稱“李先生（按指其師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義，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元朝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體政治環境制約，都未能有很大作為。就整個朝廷而言，可以說儒家思想始終沒有被明確樹立為治國主導方針，失去了“獨尊”的地位。

語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類似情況。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創制“蒙古新字”，頒行天下，凡官方文書必用其書寫，再以當地文字（漢文、畏兀兒文等）附之。為推廣這種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廣設蒙古字學進行教授。大批漢人為獲進身之階，入蒙古字學讀書。精熟蒙古語、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傾向已成為漢族社會中并不鮮見的事例。蒙古語的語法、詞法還滲入漢語當中，形成一種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話”文體。遼、金、清諸朝都曾創立自己的文字，但沒有哪種文字能對漢族地區產生這么大的作用力。而漢語文對蒙古貴族的影響，卻比對其他北族王朝的統治民族弱得多。宮廷中主要使用蒙語。史料記載忽必烈與儒臣許衡的對話情況說：“先生每有奏對，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后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可見忽必烈雖有一定程度的漢語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脫離翻譯。這種情況在元朝諸帝中應當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兩個皇帝——文宗和順帝，漢語文水平稍高，屬于例外。

元朝的儒臣們為了向皇帝灌輸儒家思想，不得不將經書、史書和有關講解用蒙文翻譯出來進講，花費九牛二虎之力，其間甘苦，可謂一言難盡。蒙古、色目大臣通漢文的，也是少數。清人趙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執筆署事，寫“七”字之鉤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見者為笑”。作為漢族地區的統治者，對漢語文如此生疏，其統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這個問題討論行將結束的時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許衡，他很早即就此問題發表過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見。至元三年（1266），許衡向忽必烈上疏，論述“立國規模”，集中談到行用“漢法”的問題。當時忽必烈即位已經七年，漢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國家統治重心的轉移亦已完成。但在許衡看來，漢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長遠規劃，“日計有余而月計不足”，“無一定之論”。他說：“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可見他認為漢法還沒有完全實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元朝漢化進程的估計相當悲觀，認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則是由于“國朝土余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萬世國俗，累朝勛貴，一旦驅之下從臣仆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茍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圣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喧嘩其不可也”。而且滅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更加大了改革難度。因此許衡提出一套循序漸進的方針，“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要求忽必烈“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這樣才有可能達到“致治之功”。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們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勢和元朝的歷史特征。類似的低沉論調，在其他幾個北族王朝是很難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為進入漢地的北方民族政權，其統治者都會在相當長時間里保持比較強的民族意識。這種自身民族意識可能會引發文化沖突，如北魏的崔浩國史之獄、清朝的強制剃發和**，都釀成了大規模流血事件，并以統治者一方獲勝告終。然而在個別問題上文化沖突的激烈程度，并不與文化差異的大小成正比。相反，這種個別沖突愈激烈，可能說明統治者虛弱自卑、對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嚴重。元朝的情況則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寬容頗為當代史學家所羨稱，而同時蒙古統治者的民族意識實際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許因此而早衰，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夠長久保持自己的傳統，為中華民族大家庭歷史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也反映出歷史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