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非人所居。”蘇州人劉禹錫剛來，就給了一個如此不堪的評論。
播州一般是被貶的地方。播州是遵義。
“播州舊說非人居，而今南北成通衢。一鄉一聚置官長，半丘半隴皆犁鋤。”
“客子始醒孤館夢，山城又聽五更鐘。雞聲送窗生白，風氣穿欞燭蕩紅。”這是播州山城的清晨景象，充滿了詩意和畫意。
表達詩人情感的詩詞：“如今蜀道平如掌，不數相如負弩。”描繪播州交通便捷、民物熙熙的贊嘆，同時也體現了詩人對播州的美好情感。
反映播州人文歷史的詩詞：“自歸圣朝不用武，比屋弦歌學鄒魯。千里不聞鼙鼓聲，民物熙熙皆按堵。”這首詩描繪了播州自歸順朝廷后，文化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的景象。
一讀就覺得是窮鄉僻壤的感覺。有很多土地，開墾，山城蜀道，鼙鼓，窮。那么問題來了，貴州為什么給人窮而偏遠的印象？Apple的服務器不是叫做“云上貴州”？
“橫斷山，路難行。天如火來水似銀。親人送水來解渴，軍民魚水一家人。橫斷山，路難行。敵重兵，壓黔境。戰士雙腳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烏江天險重飛渡，兵臨貴陽逼昆明。敵人棄甲丟煙槍，我軍乘勝趕路程。調虎離山襲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這是長征組歌里的句子。貴州最為公眾所知的，就是其壯麗秀美的景色和1935年遵義會議后定下的反圍剿策略。這是一次攸關紅軍生死存亡的會議。
“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問題的會議。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博古、王明、李德和蘇共，是搞不清楚狀況的一些情況。前面提到過，王明認可盛世才加入了蘇共，但盛世才在和斯大林中斷聯系后，倒戈去了蔣介石處。
博古即秦邦憲（1907年-1946年4月8日），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于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1931年4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后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1946年4月8日，博古由重慶返延安匯報工作，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遇難。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原名陳紹禹，字露清，出生于安徽省六安縣六區金家寨鎮下碼頭。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書記等職務。王明是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冒險主義和抗日戰爭時期右傾投降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為代表的“左”右傾錯誤曾經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危害。王明也曾為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觀其一生，可謂“過”遠遠大于“功”。在他不在國內的情況下，黨中央仍選舉他為八屆中央委員，并希望他病好后回國工作，為黨的事業作些貢獻。可是，王明在病情好轉之后，不但不回國工作，反而在中蘇兩黨關系惡化之后，公開在蘇聯報刊上發表文章，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進行誹謗、攻擊。從1969年開始，已經進入晚年的王明用馬馬維奇等筆名，在蘇聯報刊上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攻擊中共和毛澤東的文章，造成了惡劣影響。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其莫斯科郊區的寓所因病去世。
李德（1900年9月28日-1974年8月15日），本名奧托·布勞恩（OttoBraun），筆名華夫，出生于德國慕尼黑。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蘇區，李德以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瑞金。李德來到蘇區，雖懷有幫助中國革命的良好愿望，但是他的錯誤指揮卻給紅軍造成了重大損失，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失利，紅軍被迫撤出中央蘇區。長征初期，作為負責籌劃決策的“三人團”成員之一，李德仍實施錯誤指揮：一方面過分強調保密，對戰略轉移沒有進行應有的政治動員；另一方面在退卻中采取消極避戰的逃跑主義，導致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遭受慘重損失。1974年8月15日，李德逝世于柏林，終年74歲。
李德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國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德國共產黨。1918年參與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1926年被德國政府逮捕監禁。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往上海遠東局工作。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蘇區，李德以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瑞金。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撤銷博古、李德對軍事的領導。此后，李德不再擁有軍事指揮權，但仍然多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1935年6月，在兩河口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德明確支持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反對張國燾南下。李德1935年10月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1939年8月離開延安返回莫斯科。
中央蘇區便是在江西瑞金一帶。李德針對蔣介石采取的步步為營堡壘推進的新戰略，也提出了“短促突擊”的反“圍剿”的“新戰術”。他先后以華夫為筆名在中央軍委創辦的《革命與戰爭》雜志上，發表了《短促突擊的戰術》等8篇文章，系統地論述了短促突擊的戰術理論。李德在瑞金的紅軍大學、“彭楊步兵學校”、“公略步兵學校”、“特科學校”等4所軍事大學宣傳他的短促突擊戰術。
也許是德國血統，李德的指揮風格非常精確但很不實用。他制定的作戰指揮地圖，連一個碉堡應挖的地點，一個哨兵該立的位置，一門迫擊炮甚至一挺機關槍配置的地方，均作了明確的規定，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而當時使用的十萬分之一地圖誤差很大，根本沒有實測過，大都是問測，有的連地名和方向都不準確。李德又不留任何余地，不考慮敵情、氣候及自然條件，甚至不給部隊留吃飯和休息的時間，僅憑比例尺丈量地圖上的距離，計算部隊應有的進度，定下到達和投入戰斗的時間，加上朝令夕改，來回折騰，弄得前線指揮員手忙腳亂，心中無數，貽誤戰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