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uel的敏銳總用在詭異的地方。拉兩把高腳凳，我講給他最后的拼圖。

張燁的確是我的發小——某種意義上，唯一的發小。那本是個小院子，就像我說的，只有兩棟樓。兩人都是獨生子女，誰都是家里的心頭肉。可做心頭肉的代價太高了，院子里的同齡人屈指可數，大部分時間我們在自娛自樂中度過。

至于我倆是怎么認識的，大概就跟同院的任何家庭情誼一樣。圍著修在水泥地上的健體器材區，兩家的老人帶著孩子下樓散步，客氣地聊了起來：

“你家的多大了？”

“虛年齡三歲咯。你們呢？”

“三歲啦都。我們這個還小嘞，不到一周歲。”

老人便晃一晃嬰兒車中的孩子。

卻有一點：張燁身邊沒有爺爺奶奶，沒有姥姥姥爺，他的祖父母輩沒跟來BJ。于是還在那個健體器材區，最初見到張燁，他就是一個人，天知道多大了，可能六七歲吧。他跟在幾個大半輪的男孩后頭。

我奶奶在保安亭旁曬太陽，操著泰州腔的普通話問他：

“你在哪里上學？”

一老一小用兩種口音艱難地交流起來。

后來奶奶把我叫過來，兩個小孩就這么打了照面——這是我的視角。實際上，張燁的老媽文阿姨，她和我媽早就認識了。兩人起先只是普通同事，點頭之交，偶然買在了一個小區。卻因為孩子們玩到一起，兩人自然而然地越走越近。這種家庭友情跨越兩代，通常是因長輩而起，卻在我們那會兒，由小一輩而起的情況也不少見。

張燁的父親是外科醫生，早出晚歸，文阿姨一個人帶兒子，一直是心力不足。有了兩家的來往，文阿姨終于松了口氣。因為有我奶奶在。暑假寒假，張燁經常一大早來我家里，一呆就呆上整個日頭。中午晚上吃有吃的，玩有玩的，還有我奶奶照看，想來就像托兒所似的。

對兩家來說，那是一段熱鬧的記憶。

裂痕的端倪是在張燁上小學不久。我大三歲，高三個年級，所以文阿姨就往前退三年，用我過往的成績和張燁做衡量。沒多久她就意識到張燁并不靈光，總也落在后頭一截。這是天大的怪事，兩個人明明如影隨形，一起玩、一起上興趣班，怎么可能誰比誰聰明呢？有差距也就罷了，偏偏還是自己兒子墊底？一定是我帶壞了張燁，因為鐵證就擺在眼前——每次她下班來接兒子，總瞧見我們趴在地上，一地的塑料兵人，一客廳的混亂。是誰在叫嚷著帶頭？是大三歲的那個，是我。

他們家請了阿姨，張燁串門的日子眼瞧著短縮了下去。我媽看得明白了。

“你不要老去影響人家張燁，人媽媽該煩你了。”

她這樣說說，卻沒什么力道。因為你瞧，我媽也不相信這一套“壞影響”的論調。在教育這茬事上，她是前衛的，是放養主義，所謂只引導、不強求。據她所說，我小時候似乎還很省心，功課在學校就搞定了。我聽了也瞠目結舌，但她的確是那么說的。

張燁不來家里，我就改變了戰略。那時我的腦子里記著兩組座機號、門牌號，我家的和他家的。每天早上九點——這差不多是文阿姨出門后的穩妥時間，我就打電話過去：

“誒喂，你媽走了嗎？”

報信兒說走了，我就換衣服下樓，穿過健體器材的水泥地，跑到對面的乙棟，五分鐘內就響亮地敲上他家的大門。又是一地兵人，這是我自帶的，然后一廳狼藉。有時到晚上，我留在張燁家吃飯。文阿姨下班回家，我偶爾瞧見她臉上的無奈和疲憊。那時我并沒在意，我想又能怎樣呢，自己是小孩，誰跟小孩一般見識。

直至今天我也常常吃驚，中國母親為了孩子能折騰到何種地步。她真就跟我計較了。張燁小學剛讀到一半，在文阿姨的一再堅持下，他們搬家了。剩逢年過節，他們象征性地串門走一遭，留下供我“加速墮落”的玩具做禮物。他們家原本的公寓房沒有賣，而是租給了一戶年輕上班族，同樣的門牌和座機號，代表卻是另一家人了。如此以來，我更加不知所措，連嚷著要見面的態度都游移不定起來，因為他們告訴我：

“過兩年就會回來了。”

他們沒回來，房子還是賣了。搬家三年后，我最后聽過一次關于張燁的消息，說他考了個區重點初中的分校。“區重點”——多么兇神惡煞的標簽，絕不該從我口中出來。然而文阿姨很在意，她遺憾、苦惱，或許還有深深的埋怨。我那時高考，自己考上了全寄宿制的國際部，管他的什么重點不重點，總之從孤僻的生活中解脫了。

“那你老媽和這阿姨后來——”Manuel扶著水槽，手指在金屬臺上敲點著。

“嗯。”

這未嘗不是家庭友情的消極一面，上下都綁定成一圈，一個不留神，情誼就淪為了遺憾與避諱。

“所以我才說了，別聊這些事兒。剛剛你那么一提，好在是人家沒留心，要不然他不尷尬嗎？”

Manuel很有意思。我本以為他會老實些，講兩句不痛不癢的安慰。但他踱了踱去了一陣后，開口竟捎含了諷刺：

“哦，合著是覺得你現在出息了，跑美國來了——”他雙手在半空劃了個引號，“又值得托付了吧？”

我聽得一怔——太直白了。顧念是自己一方的來客，我嘴上往回著補：

“這不都父母心嗎。”

“不夠意思，”他沖著一池子碗筷搖了搖頭，不過很快朝我轉過來，一本正經地說：“雖然不夠意思，這跟你小兄弟可半點沒關系。”

“這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