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金陵護官符上，薛家位列“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珍珠如土金如鐵，富貴氣象冠絕江南。薛家有女寶釵，生得肌骨瑩潤，恍若瑤臺仙葩雕成；舉止嫻雅，恰似月窟寒梅凝就。其父在世時，視作掌上明珠，延請名師教她詩書禮義、經史子集，不意天妒英才，父親早逝，獨留兄長薛蟠為金陵一霸。那薛蟠性情粗糲，斗雞走狗樣樣精通，偏于詩書之事一竅不通。彼時，寶釵隨母薛姨媽入京待選，暫居榮國府梨香院，自此與賈府眾人結下一段孽海情天的因緣。
且說寶釵所居蘅蕪苑，迥異于大觀園諸處景致。但見藤蔓垂檐，香草滿徑，杜若蘅蕪交相掩映，清葛薜荔纏繞回廊，獨不見半朵嬌艷花卉。她自題“蘅芷清芬“匾額懸于中堂，字跡端方秀雅，恰似其人：外守禮法而內蘊才情，如山中高士，不事張揚卻自有風骨。每當客至，未睹芳容，先聞暗香，那香草氣息若有若無，縈繞鼻尖，令人心神澄明，恰似寶釵待人接物，雖禮數周全，卻總存三分疏離，暗合其“珍重芳姿晝掩門“的處世哲學。
寶釵生平最奇之物，莫過于癩頭和尚所贈冷香丸。此丸制法詭譎：須收齊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白梅花各十二兩，再取雨水節的雨、白露節的露、霜降節的霜、小雪節的雪調和，封于古甕，深埋梨樹根下。十二之數，暗合金陵十二釵宿命；四時雨露，對應天地輪回之道。脂硯齋曾批注：“冷香熱毒相生相克，金玉良緣原是劫緣。“這枚看似壓制“熱毒“的藥丸，實則暗喻寶釵的命運——冷香愈盛，熱毒愈熾；金玉之緣看似圓滿，實則暗藏機鋒，將她卷入命運的漩渦。
元妃省親那日，賈府烈火烹油，鮮花著錦。寶釵亦展才思，作《凝暉鐘瑞》一詩，其中“睿藻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為辭“之句，既頌圣德，又顯謙遜，將閨閣女子的恭順之態描摹得淋漓盡致。然縱使她處處周全，也難掩女兒情長。一日，她于寶玉床頭繡鴛鴦，忽見寶玉夢中囈語：“什么金玉姻緣，我偏說木石前盟！“寶釵手中銀針驟然凝滯，素白的指尖微微發顫，面上泛起一抹不易察覺的蒼白。這轉瞬即逝的怔忡，在陳批本中被刻畫得入木三分，將她深藏心底的悵惘與無奈，化作繡繃上一縷若斷若續的絲線。
在《陳學軍續紅樓夢》中，寶釵的命運更顯跌宕。初嫁寶玉，本以為是“金玉良緣“終成眷屬，卻不料紅燭未冷，通靈玉失，寶玉恍若癡魔。此后家道中落，她竟被迫委身于賈雨村。這賈雨村本是落魄書生，受賈府提攜方得顯貴，如今卻乘人之危，強娶寶釵。在命運的裹挾下，寶釵歷經千般折辱，終于在某個寒夜頓悟，毅然踏上尋找寶玉之路。她身著素衣，孤身一人跋涉于風雪之中，行至五臺山下，忽見漫天大雪紛飛，恍惚間，那支金簪從鬢間滑落，埋入皚皚白雪——此景正應了太虛幻境中“金簪雪里埋“的讖語，令人扼腕嘆息。
在紅學研究的浩瀚星河中，薛寶釵改嫁賈雨村的情節雖非程高本續書原有，卻在《陳學軍續紅樓夢》等現代續寫中迸發出獨特的思辨光芒。這一顛覆性改編，恰似一柄鋒利的手術刀，剖開了封建禮教對女性戕害的深層肌理，將大觀園中那個端莊持重的蘅蕪君，推向了生存與尊嚴的絕境。
花轎行至鬧市，轎簾縫隙透進的寒風裹挾著市井喧囂。寶釵指尖摩挲著袖中金鎖的紋路，冰涼的觸感讓她恍惚回到梨香院的春日。那時她正當笄之年，執筆寫下“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墨香與院中海棠的芬芳交織，字里行間皆是未被禮教完全規訓的勃勃生機。而賈雨村那副“玉在櫝中求善價，釵于奩內待時飛“的對聯，原以為是落魄文人的自憐之語，卻在賈府抄家的火光中，化作命運詭異的讖語。“時飛“是賈雨村的表字，此刻“釵“與“賈“的相遇，竟將薛家精心策劃的“金玉良緣“徹底擊碎。
這一情節的合理性，在曹雪芹原著的草蛇灰線中早有端倪。第67回“見土儀顰卿思故里“，寶釵面對薛蟠帶回的南方土儀，既妥帖照顧黛玉思鄉之情，又巧妙安撫趙姨娘的攀附之心，這種滴水不漏的人情周旋，恰似為日后賈府敗落后，她不得不委身求存埋下注腳。而第41回櫳翠庵品茶時，妙玉那句“舊年蠲的雨水“，不僅暗示寶釵對精神境界的追求，更暗喻其高潔品格終將在濁世中被污損。當寶玉披猩紅斗篷消失在雪野，寶釵踏雪追尋的身影，既是對木石前盟的最后見證，也是封建淑女對自由意志的最后掙扎。薛寶釵撲蝶并假裝尋找林黛玉以轉移視線的情節出現在《紅樓夢》的第二十七回，回目為“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冢飛燕泣殘紅”。寶釵在芒種節這天，見眾姐妹都在園中玩耍，唯獨林黛玉未到，便主動前往瀟湘館尋找黛玉。途中，她看見賈寶玉先進了瀟湘館，為避免引起誤會，遂決定返回。這時，她看到一雙玉色蝴蝶，便童心大發，取出扇子追逐撲蝶。寶釵追著蝴蝶來到滴翠亭，無意間聽到亭內小紅（紅玉）和墜兒的私密談話，得知小紅與賈蕓通過墜兒交換手帕之事。這在當時是違反禮教的行為，寶釵意識到自己若被發現會十分尷尬。為擺脫尷尬處境，寶釵靈機一動，故意放重腳步，笑著喊：“顰兒，我看你往哪里藏！”假裝自己是在與林黛玉捉迷藏，從而將偷聽的嫌疑轉移到黛玉身上，自己則趁機脫身。這個情節不僅展現了寶釵的機敏和應變能力，也引發了讀者對她性格和道德層面多重性的不同解讀。
從紅學研究視角觀之，寶釵嫁雨村這一改編深刻詮釋了“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悲劇內核。周汝昌先生提出的“金陵十二釵正冊實為薄命司“論斷，在寶釵的命運轉折中得到殘酷印證。她所佩戴的金鎖，原是家族為攀附賈家編織的枷鎖；服用的冷香丸，看似壓制“熱毒“，實則將少女的鮮活生命力一并封存。其“停機德“的典范形象，恰是封建禮教塑造的完美標本——既能恪守婦德相夫教子，又具備管家理事的才干。然而在大廈將傾的末世，這種“完美“反而成為桎梏，當賈府轟然倒塌，她既無王熙鳳的潑辣手段，也缺乏李紈的守寡護身符，改嫁幾乎成為必然選擇。
陳學軍筆下的續書，將寶釵的悲劇推向更深層次的荒誕。賈雨村這個“奸雄“式人物，從葫蘆僧斷案時的徇私枉法，到官運亨通后的忘恩負義，其人格特質與寶釵的端莊持重形成強烈反差。這種婚姻的錯位，不僅是個人命運的悲劇，更是整個士紳階層腐朽墮落的縮影。當寶釵在花轎中咽下最后一滴淚，她終于明白，自己畢生追求的“舉案齊眉“，不過是封建制度精心編織的幻夢。
正如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辨》中所言：“《紅樓夢》是一部感嘆自己身世的書，也是一部情場懺悔錄，更是一部為十二釵作本傳的書。“寶釵的命運軌跡，恰似大觀園中凋零的白海棠，曾經的冷艷高潔，終究在時代的罡風中化作塵埃。當“金簪雪里埋“的讖語成真，白茫茫大地上的那一抹冷香，既是對封建禮教的無聲控訴，也是留給后世紅學研究者無盡的思索與嘆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