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的結局，自然是1949年解放前夕去了臺灣，后1960年卒于臺灣。他的兩個小鄰居，一個比閻錫山小18歲，一個比閻錫山小25歲，兩個都是閻錫山的學生，因為他們都是從閻錫山創(chuàng)辦的SX省立國民師范學校畢業(yè)的。一位是薄一波，一位是徐向前。在徐向前從該校畢業(yè)后一年，薄一波考入了該校，成了太原學生中最活躍的分子，并與1925年擔任該校黨支部書記，后來又進入太原地委工作。
1927年5月9日，即“四一二事件”半個多月后，SX省委在國民師范大禮堂為李大釗舉行追悼會，薄一波負責布置會場，閻錫山派了兩個營的兵力將會場包圍，并逮捕了3名黨員，薄一波也差點被捕，幸而在群眾的掩護下離開。6月，山西的革命形勢進一步陷入低潮，閻錫山下令逮捕薄一波，薄被迫轉入晉北農村從事秘密革命工作。薄一波后來又去了天津，擔任中共TJ市委兵官員、中共北方局軍委秘書長等職。1936年9月，薄一波被組織營救出獄后，立刻被派往太原，擔任SX省工官員。這一時期，日軍進攻綏東，威脅晉北，令閻錫山頭痛不已。而毛主席為了紅軍的發(fā)展和抗日，也向閻錫山拋出了橄欖枝，5月底他曾致函閻錫山，建議成立“共同戰(zhàn)線”合作抗日，后來又派了朱蘊山、彭雪楓到太原作閻錫山的工作。對閻錫山來說，山西是他一生的基業(yè)，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面對日本人的入侵，他只能誓死抵抗；而邀請蔣介石的中央軍進入，也可能危及他在陜西的地位，最好的辦法就是和我黨合作。黨和閻錫山的合作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展開的，雙方由此進入長達兩年的“蜜月期”。八路軍3個師均部署于山西:一一五師在晉東北，一二〇師在晉西北，一二九師在晉東南。據(jù)徐永昌日記載，抗戰(zhàn)初期，閻錫山十分贊同朱、毛的軍事主張，并羨慕八路軍軍紀好，能游擊，也準備在山西組織動員民眾開展游擊戰(zhàn)。雙方能進入蜜月期，還有兩個原因，一是之前的東征戰(zhàn)役中，閻錫山見識了紅軍強悍的戰(zhàn)斗力。在東征戰(zhàn)役中，紅軍只有2萬人，而中央軍加晉綏軍共計不下15萬人，而結果是紅軍除損失劉志丹外，可謂全勝而去。惹得徐永昌在日記中感慨：“在陜西和山西的共軍不過2萬余，我10多萬大軍無如之何，還時遭其打擊與騷擾。假如這2萬余紅軍進入東北或朝鮮，是否日本亦須動員15萬或20萬兵與之長期周旋……”
東征戰(zhàn)役給閻錫山帶來了不小的震撼，戰(zhàn)役結束后，“閻先生到處申說共如何如何厲害。”第二個原因是，八路軍抗日的決心之堅定有目共睹。徐永昌作為一個鐵桿國民黨，他在日記中也曾寫下：“全國對抗戰(zhàn)心口如一者，八路軍第一，李宗仁次之，其余類多口是心非。”因為日本入侵，閻錫山要借助八路軍的力量抗擊日本，反之，若沒有閻錫山的良好合作，八路軍在抗戰(zhàn)初期的發(fā)展壯大不會那么順利。正是雙方共具的強烈抗日理念，成為抗戰(zhàn)初期雙方合作的重要基礎。忻口會戰(zhàn)結束后，閻錫山被迫撤離太原，太原失守，閻錫山的晉綏軍損失又頗多，閻錫山便想借鑒八路軍的經驗，發(fā)展壯大自己的力量，于是他寄希望于籌辦“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
山西人的鄉(xiāng)黨情懷，非外省人可以理解，無論是把SX省作為自己基業(yè)的閻錫山，還是文化中樞趙戴文，亦或是后來發(fā)展為1947年參加共革命的徐薄二人組織的“敢死隊”，都在晉察冀地區(qū)保衛(wèi)家鄉(xiāng)保衛(wèi)人民的歷史過程中，為山西人偉大的民族活動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五臺鎮(zhèn)的徐向前，16歲至18歲，都在HEB省阜平縣書店里當學徒，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份社會職業(yè)。兩年艱辛的學徒生涯，磨煉了他頑強的意志和善于忍耐的品格。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間，他還閱讀了大量的中國古典小說，萌生了為國捐軀的雄心壯志，激發(fā)了學軍習武的濃厚興趣。1924年，徐向前進入孫中山創(chuàng)辦的黃埔一期成為學生，
1925年，徐向前告別了黃埔軍校，開始了他新的軍旅生涯。7月，他和白龍亭、趙榮忠、孔少林等來到了駐河南安陽的國民革命軍第2軍第6混成旅。在這支軍隊里，他目睹了軍閥貪污、吃空名額、軍紀敗壞的情況，感到非常失望。1926年，他追隨著廣州國民革命軍來到武漢。他從漢口走到武昌，看到標語滿目、歌聲震天，好一派革命的景象，又重新點燃了他內心革命的火焰。在這里，他擔任了學兵團的一名指導員，不久又被任命為武漢軍校總隊政治大隊第一隊少校隊長。他常常利用工作之余與活躍份子聚在一起，談理想，談志向，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區(qū)別等。他先后閱讀了列寧的《二月革命》、《遠方來信》，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還有瞿秋白、魯迅的文章。徐向前從讀書、交談和爭論中，思想發(fā)生了飛躍，他終于認識到：三民主義救不了中國，國民黨多是一些官僚政客，昏庸無能，只有共產黨才是中華民族的希望，共產主義才適合中國的國情。1927年3月，在國共合作面臨分裂的嚴重關頭，徐向前選定了自己的奮斗方向，由樊炳星、楊得魁兩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