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個人命運而言，大名鼎鼎的紅色間諜Sorge果然毀在了一位日本女人手上。實際上，早在1933年9月，佐爾格就受蘇聯情報部之命潛入東京，開始了間諜生涯，很快就憑借出眾的能力成為了陸軍武官奧特的私人秘書，并成立了著名的情報小組“拉姆扎”Ramsay。在這期間，佐爾格搜集了大量的情報，而且從未出過岔子。不過，隨著在東京待的時間越來越久，佐爾格也偶有放松警惕的時候。在他經常光顧的一家酒吧里，佐爾格搭上了一位叫做石井花子的侍女，一來二去，佐爾格對這位佳人也消除了戒心。有一天，石井花子在佐爾格家里做客，由于想要抽煙而私自拿了佐爾格放在抽屜里的打火機，更關鍵的是，她臨走時忘了放下，而是揣進了自己的口袋里。

更不巧的是，由于監聽到佐爾格居所附近有發報機信號，日本的特高課人員正在埋伏監視，于是，他們為了搜集證據，就抓捕了石井花子，并搜出了那個打火機。原來，那并非簡單的打火機，而是間諜專用的微型照相機，甚至里面還留有許多情報的底片。因此，佐爾格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暴露了身份，而整個拉姆扎小組也被搗毀。1944年9月，佐爾格被日本法庭判處死刑。自知獲救無望的佐爾格選擇了坦然面對，為了表達對蘇聯的忠誠，他特意請求在11月7日十月革命這一天執行死刑。到了11月7日那天，佐爾格于東京監獄被絞刑處死。他最后的遺言是——蘇聯萬歲！紅軍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直到1964年，莫斯科當局才將佐爾格的間諜身份公之于眾，并在佐爾格遇難這一天追授他蘇聯最高英雄的稱號。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石井花子還沒有忘了他，將他的遺體遷葬于東京多磨陵園，每年都去給他掃墓。2000年，石井花子去世，按照她的遺言，跟佐爾格合葬在了一起。

東亞女人仰慕白色人種可能是一種生物屬性，然而摻雜政治后這便成了一場啼笑皆非的鬧劇。你不禁思索，特高科是什么組織，為什么能夠僅僅憑借一個小照相機就判處RichardSorge死刑？

日本特高科，是一個隸屬于內務省，應付國內事變的機構。特高（特別高等警察）是日本明治末期至二戰期間實施思想控制與政治鎮壓的核心機構。其前身可追溯至1874年鎮壓自由民權運動的國事警察，1911年警視廳正式設立特高課后，逐步發展為覆蓋全國的鎮壓網絡。機構職能從初期維護天皇統治、鎮壓國內反對派逐步擴展，侵華戰爭期間在中國淪陷區建立特務機關，鎮壓抗日力量并搜集情報。特高通過《治安警察法》《治安維持法》等法令實施言論審查，采用密探滲透、刑訊逼供等手段迫害左翼人士及反戰群體。1945年日本戰敗后，特高根據占領軍指令解散。

除了被特高課害死的RichardSorge（1895年10月4日—1944年11月7日，為蘇聯工作），在二戰期間，還有NancyWake（為英國工作，1912年8月30日－2011年8月7日），JuanPujolGarcía（為英國和納粹工作1912年2月14日-1988年10月10日），VyvyanChart（為英國工作）等三人在獲取信息方面具有長足的特長。在中國，和擁有較強軍事力量的閻錫山相比，趙戴文似乎更合適被放在這個角色。因此本書才花費如此多的篇幅介紹趙戴文（1866-1943）老先生其人。與后續層出不窮的人士相比，趙戴文的一生，歷經19世紀末期清廷幾任皇帝國力衰弱，搖搖欲墜，八國聯軍侵華，甲午中日戰爭、一戰、二戰等重大歷史事件。在這樣波瀾壯闊的一生中，他基于山西，為閻錫山基于自己的儒學所學進行策劃和籌謀，基于自己的有限，他最后的信念也歸于蔣介石。然而閻錫山看到了蔣介石的無力和缺陷，也看到了共軍隊的紀律嚴明和深得人心。雖在敗退臺灣后任臺灣政府參議院議長，但鄉黨情懷已經隨著自己離開故土而慢慢大勢已去，1943年趙戴文老先生逝世之后，隨著遼沈，淮海，平津三大主力決戰的大獲全勝，國民黨軍再無翻身的可能，蔣介石不得已選擇離開大陸，退居臺灣以圖后計，隨他一同離開的還有一批國軍主要將領，坐鎮山西幾十年的閻錫山就是其中之一，曾經的他堪稱如魚得水。到達臺灣之后，閻錫山的境遇似乎大不如前，雖然擔任參議院院長，但卻名不副實，他備受蔣介石猜忌，幾乎寸步難行。

1960年，閻錫山到了油盡燈枯的地步，在臺灣，臨終之前他留下了奇怪的遺言，只說“我死后，你們不要放聲大哭”便溘然長逝，作為一個北方軍閥，隨著解放戰爭的爆發，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統治山西近四十余年的閻錫山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最終在1948年，我國人民解放軍發起了對太原的圍攻戰，山西地區朝不保夕，節節敗退的閻錫山也毫無戰意。在這次戰役全線潰敗之后，閻錫山逃離太原飛往京滬地區。從1949年6月到1950年3月這段時間里，閻錫山目睹了新中國的成立，但蔣介石賊心不死，經常派閻錫山以調人的身份奔走于奉化，桂林和廣州之間，主要目的是斡旋蔣介石與李宗仁的感情，試圖讓這兩人的思想走向一致，但始終沒有獲得成功。作為國民黨黨員，隨著國民黨統治期的急轉直下，閻錫山先在廣州，后來又飛到重慶，成都，幾番周折始終沒有落腳之地，幾度輾轉之后才跟隨蔣介石來到臺北。從臺北出版的相關書籍記錄來看，閻錫山是在李宗仁代總統的召見之下才來到南京商量國事，當時的太原情況已然十分危急，隨后聯絡中斷，然而此時的李宗仁和蔣介石之間的斗爭卻從未停止，相互之間根本不信任。閻錫山作為斡旋在二者之間的一名大員，也發覺這時候自己的工作已經意義微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