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95年大三，余音就開始準備托福考試了。

這時爸爸的同事，就是那位說“你們家怎么那么多漂亮小姑娘”的阿姨——現在她不說這話了，因為堂姐已從中國管理軟件學院畢業，拿到了大專函授畢業證，變成了一個脫胎換骨的自信美麗的姑娘，本有可能留在海淀走讀大學任教的，但余音的哥哥話里話外讓她趕快回老家去，余音的父親也就算了，堂姐本來有可能在改革開放前沿BJ任教、跳槽去外企，甚至出國——她去清華俱樂部跳舞很受歡迎——但她卻回到了江蘇海門老家，作了一名會計，與一個醫生結合，現在已經快做媽媽了。

那位阿姨給余音介紹了一個對象，是經管學院的大三學生，北京人，叫楊瑞。高高的個頭，容貌算得上文雅，戴一副金絲眼鏡。兩個人很快就確立了戀愛關系，一起報了新東方的托福班。那時新東方還是草創，俞敏洪給他們上了第一課，問有沒有人愿意將來去加拿大，因為現場就有兩個加拿大人。坐滿新東方租的中關村計算所教室的清北學生沒有吭氣的。然后俞敏洪就和兩個加拿大人一起退場了，一個清華學生在后排笑著說，他是商量老婆孩子移民的事去了。

10月份托福考試前，俞敏洪在中關村講堂里召開了一場盛大的輔導講演。各個班的學生都去了。那時新東方的聽課證非常簡單，只是一張小紙片，上面寫著班號。連名字都無，就更別提照片了。

大家集體低頭翻閱手中的藍皮油印教材。

那天俞敏洪的輔導更多的帶有考前打氣的成分。他是個很好的演說家。余音隔著密密麻麻的人頭，聽他聲情并茂地說托福是怎樣的小case，光他掌握的每年京宸得滿分的人就有多少多少，真正難考的是GRE。下一步，當GRE也取得高分后，擠過獨木橋拿到全獎又是怎樣一座崇山峻嶺。而對中國學生來說，由于托、G都拿高分的實在是數不勝數，所以只要沒得到美國大學的全獎，哪怕只是半獎，如果無極過硬的推薦人（教授還不算），事實上得到簽證的幾率也為零……

余音聽到旁邊兩個女子在閑聊。那戴眼鏡的對另一個挺漂亮卻有點土氣的說：“你先生已在亞特蘭大了？那明年你就能親身觀看奧運會了！”羨慕之情溢于言表。后者則表情幸福地點頭。余音想，這就是曲線救國。

托福考試余音考了630分，她想讀MBA，這是從父親那里聽說的，在90年代是個很火的詞。楊瑞說，你沒有工作經驗，怎么讀MBA？余音充滿信心地說，我會寫一個故事，美國大學會被我打動的，你看過《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嗎？主人公周勵就是靠兩篇小說打動美國大學教授，讀了MBA的。楊瑞既不理解又有些敬佩地笑笑。

誰知計劃沒有變化快。就在余音準備報GMAT班時，工業經濟系的汪老師忽然問三、四年級的學生有誰考過托福，現在有一個美國大學的研究生名額。兩個年級里只有余音已經考了托福，汪老師又認識余音，所以余音就獲得了這個名額，汪老師說，畢業后可以在香港銀行或四大事務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