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賈伊·梅赫塔27歲那年，從印度理工學院畢業。

他的畢業照里，他穿著整齊的西裝，站在校門口，笑得有點倔強。他不是班里成績最好的，卻是最“與眾不同”的那個。他學的是計算機工程，可畢業論文寫的是——“人工智能在印度香料調配中的文化可行性”。

導師問他是不是走錯了教室，他笑著說：“我走得很對。”

他確實很聰明，智商高、邏輯強、思維敏捷，是父母眼中的“家族希望”。他的母親是一位傳統而驕傲的孟買醫生，常說：“我不在意你娶誰，但她必須像你一樣優秀。”可她心里的“優秀”，是家庭門當戶對、專業嚴謹、言行得體，而不是一個未來可能嫁不回家的中國女人。

大學畢業后，所有人都以為他會去谷歌，或是回孟買開個科技初創公司。他卻悄悄填了一張中文語言培訓班的報名表，然后收拾行李，買了張飛往上海的單程票。

“你要去中國？去那種地方干嘛？”

“因為我覺得，那里有味道。”

母親幾乎要崩潰：“你爺爺是香料商，不是你！你是計算機工程師！”

阿賈伊只說了一句話：“我想試試，做一個不靠‘天賦’，只靠心的決定。”

他到上海的第一年，用獎學金糊口，在一所語言學校當外教，晚上在出租屋里一邊炒咖喱、一邊練中文。他常說：“漢語不難，難的是控制鍋里的火候。”

他喜歡上海——喜歡它的張揚與不講道理，也喜歡它隱藏在浮華背后的韌性。

地鐵站的吵鬧、巷口的煙火氣、黃浦江邊散步的老人、凌晨兩點還開著的豆漿攤、外灘金融區在霧氣中隱隱發亮的燈牌，還有路邊巷子里那碗醬油炒飯帶著鍋巴和舊鐵鍋的香味——這一切都讓他覺得，這城市就像一個會做飯的中年女人，外表世故，內里滾燙。

他愛上海的原因，從來不是“國際化”這三個字，而是它有能力容納“并不標準的夢想”。

他喜歡老法租界的丁香樹，也喜歡靜安寺地鐵口的炸雞香；他可以在咖啡館喝一杯手沖哥倫比亞，也可以在武康路邊的快餐店吃一碗排骨年糕。

“這里像是咖喱和紅燒肉一起燉出來的城市，”他笑著說，“有層次，又帶點沖突的美感。”

他開始用手機拍短視頻，開設了一個叫“深夜咖喱實驗室”的小頻道。他會在鏡頭前調香料、講故事、試不同米的口感。他講咖喱，也講人，講人生里的溫度和節奏。觀眾從最初的幾個路人粉絲，變成了小圈子里的“寶藏外教”。

他有種讓人舒服的自信，像香菜一樣，雖然有些人不習慣，但習慣了就再也離不開。

朋友問他：“你到底想做什么？”

他說：“我想做香料里的哲學家。讓食物成為文化的橋梁，而不是菜單上的選項。”

直到有一天，他應朋友邀請，去一場中英國際政治沙龍做志愿翻譯。主題是“全球化與文化認同”，演講嘉賓是來自各國高校的學者。

那天他穿著一件有點舊的白襯衫，提前一小時到場。主辦方安排他負責接待一位從四川來的中國女教師，她是研修訪學的代表之一，聽說正在申請英國大學的博士項目。

她叫林晴。

他記得，她當時背著一個有點磨邊的帆布包，頭發一絲不亂，眼神安靜卻堅定。她的發言不算驚艷，但邏輯清晰，語速不疾不徐，說起“文化尊嚴”時，聲音帶著一點點哽咽，卻讓他聽得很認真。

她講完后下臺，他走過去，用中文說：“你講得很好。”

她愣了一下，抬頭看他：“你聽得懂中文？”

“聽得懂，也能做飯。”他笑著伸出手，“阿賈伊，印度人，未來的香料大王。”

她沒有笑，但眼神里多了一絲好奇。

那一天，他沒有帶走什么學術成果，卻第一次意識到——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女人，像一碗熱騰騰的米飯，看起來簡單，卻很養人。

他不確定她是否記住了他，但他知道，他記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