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fā)前的那一周，林晴辭職在家，把老宅上上下下打掃了一番。

家是老式紅磚樓，一梯兩戶，三樓沒有電梯。樓道里晾著鄰居的棉被和腌菜，陽臺上有母親養(yǎng)的文竹和吊蘭，靠墻的架子上整整齊齊擺著醬油、食醋、茶葉罐，還有她小時候的鋁飯盒。

屋頂剛粉刷過，墻角還有些石灰味。她把陽臺收拾得干凈整潔，茶幾上放著哥哥新買的助聽器，還有姐姐從超市帶來的紅棗。

“晴晴啊，你那邊有紅棗賣不？”母親一邊喝粥一邊問。

“也有，印度那邊還有棗奶呢。”

“聽著怪怪的。”

母親笑了，皺紋堆得像老松樹皮。林晴看著她的眼，心里泛起一絲酸意，卻忍住了。

那晚吃的是家常三菜一湯。哥姐全到齊，桌上是紅燒肉、清炒小白菜、雞蛋番茄，還有一鍋海帶排骨湯。

阿賈伊第一次被林晴拉進家門吃“家庭飯”。

他穿得規(guī)矩，白襯衫、毛呢外套，還偷偷學會了“阿姨好”、“謝謝”、“好吃”。哥哥姐姐顯得比預期還要自然，問他印度是不是一年四季都熱，問他咖喱是不是每頓都吃。

“你們家人很可愛。”吃飯時他小聲對林晴說。

“你確定？”

“他們比我媽接受得多多了。”

飯后，林晴主動留下來陪母親收拾廚房。碗盤碰撞聲輕輕響起，她問母親：“您真的不反對我去了？”

母親一邊洗碗一邊說：“你從小不是怕冷，但怕浪費時間。這事兒你想了三年才說出口，媽能反對什么？”

“我怕對不起您。”林晴聲音有些哽咽。

“那你每年回來看看我，就對得起了。”

母親把最后一個碗擱進柜子，轉身拍拍她的手。“這輩子你照顧我們太多了，是時候讓你照顧一下自己。”

那一夜，林晴把屋里每一個抽屜都翻了一遍，確認母親的常用藥、急救藥、保健品都分類好貼了標簽，交代給姐姐。她留下了一疊生活補貼支票，寫好每月支付計劃，把所有聯(lián)系方法都列在冰箱門上——包括英國地址、學校辦公室、阿賈伊的中文名字。

她把臥室的窗簾換成了新的藍格子布，燈泡也換了。書架里放著她年輕時的舊書和照片。她用透明膠封好每一本的封底，像為這個離開的自己做一場安靜的謝幕。

阿賈伊也開始為離開做準備。

他租住的那間屋子位于YP區(qū)靠近大學的小弄堂里，是一套單人間改的次臥，八平米，月租兩千六。墻上貼著他從回民街淘來的香料市場地圖，還有他手寫的“深夜咖喱實驗室”的拍攝計劃。

他坐在床邊，把香料一罐罐裝進密封袋，小心地放進準備托運的行李箱中。孜然、肉豆蔻、丁香、豆蔻、干辣椒，他每一種都選得認真，像是給一場旅行配藥，也像是在給未來的生活埋下氣味的伏筆。

他最后一次走出出租屋，站在門前猶豫很久。他知道這扇門一旦鎖上，就意味著某種生活模式的結束。

這不是第一次他為一段旅程離開，但卻是第一次，他不是一個人離開。

他不是背井離鄉(xiāng)的青年，也不是世界主義的探索者——他是一個在別人家桌上吃了飯、在另一個國家留下情感足跡的普通人。

“謝謝你啊。”他對房東太太說。

“你以后要幸福。”房東太太笑著回。

他鞠了一躬，道別。

送別那天，母親穿了一件深藍色夾棉外套，站在小區(qū)門口目送他們離開。

林晴抱著母親時，沒有說太多話。只是緊緊地，像小時候怕走丟那樣，把臉貼在母親肩膀上，輕輕說：“媽，謝謝你。”

母親拍著她的背：“去吧，去活成你自己。”

阿賈伊站在一邊，看著這一幕，安靜得像一棵樹。

他不懂中文，但他懂得——那是一個母親放手的方式。

那天下午陽光明亮，林蔭大道上飄著梧桐葉。他們一前一后走著，沒有說很多話，卻像已經(jīng)一起走過很遠很遠的路。

他們沒有穿情侶裝，也沒有拉行李箱拍紀念照，只是默默上了前往機場的車，窗外的城市一點點后退。

她輕聲對他說：“我怕有一天我會想回來。”

他說：“我不會攔你。但如果你回來，是因為你想回來，不是因為你孤單。”

她點點頭，伸手握住了他的。

那天的天，藍得干凈，像他們都重新來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