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秋分，我跪在奶奶的樟木箱前，箱蓋開合間揚起的樟腦味里，有舊時光的澀與暖。最底層的藍布包四角已磨出毛邊，拆開時，一枚銅頂針滾落在青石板上，發出清越的響——那聲響里藏著1933年大巴山的雪粒，藏著太奶奶指尖的溫度。

布襪的針腳間嵌著草屑，我對著落地窗的光細看，竟在“川“字繡紋里發現隱約的血跡。奶奶說這是太奶奶當年給紅軍補草鞋時扎破手指留下的，“婦救會的姐妹們白天種地，夜里就在油燈下納鞋底，一百雙草鞋能換一顆鹽巴，可沒人喊過累。“她戴著老花鏡修剪窗臺上的辣椒苗，葉片投在布襪上，像極了那年搖曳的油燈影。

玻璃珠在掌心發涼，里面的春桃姐姐永遠停在十六歲。她蹲在土墻下編草鞋，發梢別著朵野菊，圍巾是用被面改的，紅得透亮。我曾在博物館的文獻里見過類似的場景：1934年川陜蘇區，每個婦女平均每月要編三十雙草鞋，草繩勒破手掌，就用曬干的辣椒皮敷傷口。此刻我摸著玻璃珠上的冰裂紋，忽然明白為什么春桃的圍巾總顯得濕潤——那是八十年來未干的霜露，是少女們呵出的熱氣凝成的晶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