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迢有一把上著鎖的抽屜。
我是三周后才注意到的。
我們工位臨近,中間隔了一道半高的書架,正好遮住彼此。她每天來得早,下班走得晚,鍵盤敲得極輕,像是在寫一份不愿被人聽見的自述。她的桌面一塵不染,連便簽都貼得整整齊齊,只在最底下的抽屜上裝了一把銀色的鎖。
不怪我會注意到,只是這把鎖的風格實在和她有些不搭,這銀亮的鎖頭更像是用于鎖住一張大門的,而不是一個抽屜。
那把鎖不貴,淘寶幾十塊能買到一把。但它鎖住了我在這個辦公室里唯一無法猜透的區域。
我從沒試圖窺探過。只是每天早上八點四十左右,她會打開抽屜,取出一個便當盒和一個小本子。便當盒是早飯,小本子是她每天記工作計劃的地方。她寫得極快,像在和時間賽跑。寫完又鎖回去,仿佛那是某種日常儀式。
我想,她大概是一個很早以前就開始“習慣準備離開”的人。
她做的每一件事,都像是在隨時準備從這個世界抽身而去——不帶一絲拖泥帶水。
有一次,她加班加到十點。
我也在。
辦公室只剩我們兩個人。我沒開燈,靠著一盞臺燈改圖,半杯冷掉的茶水擱在左手邊,時不時抿一口。她在打印區等最后一份圖紙,背影顯得格外沉。
我沒主動說話。她也沒有。
快十一點時,她走過來,說:“你圖改好了?”
我點頭:“剛完。”
她看著我桌上的鉛筆:“你用F的?”
我說:“HB太軟,B太糊,F正好。”
她沒評價,只是說:“你桌子很干凈。”
我笑:“這么干凈利落的人在身邊,很難不被同化。“
她沒否認,只低頭瞥了一眼我的改圖稿,說:“上次你用了一個折角視圖,還不錯。”
“你看了?”
“你郵件里發的,我都看。”
“我以為你只看問題。”
她輕輕抬眼,語氣平靜:“我不是來挑毛病的。”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她似乎并不冷漠,只是她把溫柔都包在沉默里。
你以為她是對你不滿,但其實她是在心里想怎么向你解釋。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總是意無意地靠近她。
不是用什么花招。只是很樸素的多走一步,多留一眼,多一句話。
我很高興,她沒有躲。
但也沒有回應。
她像一棵冬天的樹,枝干裸露,不開口,但你知道它還活著,也許到春天,就能重新發芽。
我們之間第一次出現“非工作話題”,是一次午飯后。
我那天帶了外賣,坐回工位時她正好從茶水間出來,手里還是那只金屬飯盒。只是和往日的雷厲風行不同的是,她今天走得有些慢,像是腳不太舒服
我問:“腳崴了?”
她搖頭:“舊傷。”
我沒追問,只說:“要不要貼個膏藥?”
她看了我一眼:“你還帶這個?”
“常年備著,設計狗容易猝死。”
她笑了一下,是那種很輕的、無聲的笑。
那一瞬間,我竟有一種枯樹發芽般的幻覺。
我拿出藥膏放到她桌上,她沒拒絕,只說:“謝謝。”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她依然安靜,依然不和我有多余交集。但我知道,我們之間的“非工作詞匯量”在一點點增加。
就像溫度計往上爬,速度很慢,但不是零。
后來她請了幾天假。
前臺說她回家處理私事,沒人知道具體情況。她請假的方式也很林迢:不解釋,不告知,只在公司內網請了假,外加一句“可隨時聯絡”。
說真的,我有點不習慣。
沒她日子里,我打開她發我的文件,翻來覆去地讀那些注釋,像是在反復聽一段她的聲音。
她回來那天,臉色略顯蒼白。我在茶水間碰見她,她站在窗邊沖咖啡,背對著我。
我的心里是開心的,但看她的臉色,我著實不好表現出來。
猶豫了很久,我也只是問:“好些了嗎?”
她說:“差不多。”
“身體的事?”
她頓了一下,搖頭:“家里。”
我沒再問。但我注意到她在咖啡里加了很多糖。以前她不加的。
那天晚上,我收到她發來的第一條“無公事內容”的微信。
只有六個字:
“謝謝藥膏。管用。”
我盯著那條消息很久。
不是因為它內容多特別,而是因為它像一根線,從她的鎖抽屜里穿出來,一直牽到了我手上。
她曾說她有一位親人住院,具體是誰她沒說,只說“是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事”。后來我從其他同事那里聽說,她父母早亡,由姑姑撫養長大,姑姑三年前中風,半癱在床。
我努力想象著她每天早上出門前,給病床前的人蓋好被子,關燈,倒掉水杯,背上電腦包再出門。
她走的每一步都太安靜。
安靜得仿佛不是這個年紀的人。
某天晚上,我和幾個同事小酌。他們聊起林迢,說她其實以前談過一個男朋友,大學同學,聽說很久了,也很穩定,但后來“出事了”。
我沒多問。他們也說不清楚,只知道她從那以后就變了,不怎么說話,也從來不談感情。
我記得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回到家,一個人坐在陽臺上抽煙,看著她的微信頭像發呆。
那頭像是灰色的剪影,是某個設計展上常見的大衛像,但圖片里只有鼻梁和眼窩,像是永遠沉在光影之外的那部分。
我突然很想問她:“你到底在等什么?”
但我沒發。
因為我知道,那不是一個可以隨便被打擾的問題。
她有一次和我說:“我喜歡不靠近的感覺。”
那是在公司樓下,大家加班后一起下樓打車。她站在夜色里,拿著手機,卻沒有叫車。我說我順路,送你一程。她猶豫了一下,上了車。
車里她說這句話時,語氣很輕,像是在說天氣。
我說:“那你怎么應對靠近的人?”
她低頭看著窗外,說:“不回應。回應了,就傷人了。”
我沒說話。
我那時突然覺得,我靠近她的每一步,都是對她的打擾。
這或許是一件錯事,不論是對她,還是對我。
可我停不下來了。
因為,我已經把她放在了“我不能錯過”的位置上。
后來有一天,她把那把鎖抽屜的鑰匙放在了桌上。
我早到了一會兒,看到她離開座位去茶水間,鑰匙擱在鼠標墊上。
那是一把小鑰匙,銀色的,有點舊,表面磨得發亮。
我沒碰它。
但我盯著它看了很久。
她回來時,看到我看著鑰匙,只是淡淡說:“沒什么重要的東西了。”
我輕聲問:“你準備離開?”
她說:“沒有。但有些東西,不用鎖了。”
她把鑰匙收回去,抽屜拉開,拿出一個便簽本,在上面寫了一句話,又撕下來,折成一小塊,放在了我桌上。
我展開來看:
“你圖畫得很穩,像個老建筑師。”
沒有署名。
但我知道,這句話,是她第一次正面肯定我——不是作為同事,而是作為人。
我想回應什么,卻又什么都沒說。
因為我知道,靠近她,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我后來記得那一天的所有細節。
天是晴的,陽光打在白色窗簾上,辦公室靜得像圖書館。有人在打印區走動,有人打電話,有人吃外賣。
我和她之間,依然只隔著一道半高的書架。
可我知道,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她了。
——也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