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我被辭退了。公司一紙冰冷的“不合適”將我推出門外，連理由都吝嗇。攥著微薄的賠償金，后來才從蛛絲馬跡里拼湊出真相：他們不過是借著高薪的幌子，在旺季招人，淡季收割。勞動仲裁的念頭在現實的迷霧前踟躕，最終化作一聲嘆息，草草簽字作罷。

回到狹小的出租屋，窗外是北方深冬灰蒙蒙的天。齊雅的頭像在手機屏幕亮起，隔著千里，我們像兩個在寒夜里互相哈氣取暖的人。一個大膽的念頭在冰冷的空氣中點燃，南下。這里機遇稀薄，工資被高房租吸干，像一片板結的土地。父母那關必然難過，我決心先斬后奏。唯一沉甸甸的牽掛，是林嘉南。兩千公里的距離，將不再是周末一趟城際列車就能跨越的溝壑。

再見他時，話在喉嚨里滾了幾滾才艱澀出口。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能看清他眼底迅速泛起的紅絲。最終，他深吸一口氣，聲音有點啞，卻異常清晰：“我不能…也沒資格攔著你往高處飛。再舍不得，也得放。”他頓了頓，用力眨了下眼，像要把什么壓回去，“你想留下，就不會做這個決定了，對吧？”我喉嚨發緊，只是看著他，說不出話。

“別擔心這邊，”他別開臉，聲音故作輕松，卻掩飾不住那份哽咽，“輕裝簡行，剩下的東西我替你收著，需要什么隨時說，我給你寄。至于那小家伙，”他看向在角落里打盹的毛球，“我先替你養著，等你那頭安頓好了，穩穩當當的，再接它過去團圓。”我用力點頭，胸口像塞了一團浸了水的棉花，酸脹得厲害。可奇怪的是，那份對林嘉南應有的、洶涌的不舍，似乎被另一種更強烈的情緒沖淡了，心底像被南方的陽光提前照亮，一種久困樊籠后渴望展翅的雀躍，帶著暖風的氣息，正不可抑制地鼓脹起來。那片向往已久的、濕潤而充滿可能性的土地，已在薄暮中向我招手。

春節的余溫還未散盡，北方的冷冽已重新裹緊城市。我回到出租屋，開始將行李一件件收進行李箱。齊雅拖著她的箱子風風火火地來了，小小的房間瞬間被兩個即將遠行的靈魂塞滿。

出發前的兩天，像被按了慢放鍵，又像被注入了濃縮的快樂。我們擠進人頭攢動的影院看了一場大熱的電影，在熟悉的商業街漫無目的地閑逛，仿佛要把這座城市的剪影刻進記憶深處。更意外的是，大學時的舍長，也要啟程返回她工作的城市，臨行前特意拐了個彎來看我們。

那晚，像一場精心策劃又隨性而至的告別儀式。舍長那位寡言卻體貼的男友，竟不知從哪里抱來了四個碩大的加特林煙花。我們四個在出租屋里搓了半宿麻將，方塊條子碰碰響，笑聲幾乎掀翻屋頂。后來轉戰烤肉店。油滋滋的肉片在烤盤上跳躍，熱氣模糊了窗玻璃。夜深了，我們尋到一處僻靜的河灘。點燃引信，加特林煙花驟然咆哮著噴射出絢爛奪目的火樹銀花，光流如瀑，瞬間照亮了黑暗的河面和我們仰起的、帶著驚嘆笑容的臉龐，巨大的聲響震得耳膜嗡嗡作響，仿佛要把所有離愁別緒都炸散在夜空中。那絢爛的光，照亮了我們年輕的臉，也短暫地燒穿了離別的陰霾。

回到小屋，三個女生擠在那張狹窄的床上，身體挨著身體，呼吸纏繞著呼吸。黑暗中，我們細數著大學宿舍熄燈后的臥談，暢想著南方濕漉漉的空氣和未知的明天。話頭漸漸模糊，不知是誰先沉入了夢鄉。第二天清晨，陽光刺眼，我們揉著眼睛，在匆匆的擁抱和“到了報平安”的叮囑中，各自奔赴不同的站臺。

下午，林嘉南來了。他沉默地幫我打包最后零碎的物件，把房間恢復成最初空蕩的模樣。然后，他開著車，把我和齊雅，連同我們塞得鼓鼓囊囊的行李箱，一起送到了火車站。站前廣場人頭攢動，喧囂如同背景音。他跑去旁邊的便利店，不一會兒提回來兩大袋沉甸甸的零食，薯片、面包、巧克力、飲料，塞滿了我們隨身背的包。“路上時間長，別餓著。”他聲音平靜，眼神卻像黏在了我臉上，里面有太多我看不清也說不明的東西。

廣播開始催促檢票。我拉起行李箱的拉桿，齊雅默契地先一步走向閘口。站臺上，冷風卷著塵埃的味道。火車綠色的車身靜靜臥在軌道上，像一條蟄伏的巨龍。我轉身看向林嘉南，他站在原地，身影在巨大空曠的站臺背景下顯得有些單薄。

“路上當心。”他終于開口，聲音很輕，被風吹得幾乎聽不見。

我點點頭，喉嚨發緊，最終只擠出一個字：“嗯。”

轉身，匯入登車的人流。放好行李，找到靠窗的座位坐下。隔著蒙塵的車窗玻璃，我看到林嘉南還站在原地，目光穿透人群，固執地搜尋著我們的車窗。齊雅也看到了，輕輕碰了碰我的胳膊。火車緩緩啟動，站臺開始勻速后退。他的身影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終變成一個凝固在灰白色站臺上的、小小的黑點，直至徹底被拋在北方料峭的春寒里。火車加速，窗外的城市輪廓開始模糊。齊雅拆開一包薯片遞過來，咔嚓聲在車廂里格外清晰。我靠在冰涼的窗框上，閉上眼睛，手心仿佛還殘留著他遞過零食袋子時，指尖那一點轉瞬即逝的溫熱。南方的風，似乎已經提前吹到了臉上，帶著濕潤的、陌生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