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六歲，總愛蹲在土灶邊看大哥生火。他生得極好看，劍眉下那雙桃花眼，笑起來能把寒冬的冰都暖化。村里人常打趣：“阿大這模樣，該去戲班子唱小生，何苦在泥地里討生活？”

大哥從不接話，只是把我抱上灶臺，骨節分明的手指捏著柴火教我：“柳木易燃，炒野菜得用急火；牛糞餅耐燒，夜里煨山芋正合適。”他身上總帶著柳樹葉混著泥土的氣息，比學堂先生袖口的墨香還要好聞。

瘧疾來得猝不及防。那日大哥從河灘拾完牛糞回來，腳步虛浮得像被風吹散的柳絮。母親摸了摸他滾燙的額頭，糙裂的手指猛地縮了回去。她轉身翻遍米缸，只倒出半把摻著碎石的糙米，陶罐里的柳葉茶早已見底。

“去請王大夫！”母親的聲音在發抖。可王大夫背著藥箱離開時揚起的塵土里，飄來一句“要用奎寧，可……”余音消散在母親捂住臉的嗚咽聲中。我守在大哥床邊，把冷透的柳葉茶一勺勺往他嘴里灌，幻想著這些苦葉子能化作救命的良藥。

深夜，土灶里最后一捆柳枝燃盡，大哥的燒卻越發灼人。他忽然攥住我的手腕，掌心燙得像塊烙鐵：“阿三，等開春了，哥帶你去折最嫩的柳枝……”話音未落，那只總替我編柳哨的手，重重地砸在床板上。

月光從窗欞漏進來，照亮大哥蒼白的臉，竟讓他重又泛起幾分往日的神采。母親把新采的柳樹葉鋪在他身上，說這能帶走病痛。我握著他編的最后一只柳哨，看著父親把曬干的牛糞餅一塊塊壘進棺材——這些平日里舍不得燒的“好柴火”，終究成了大哥最后的陪葬。

后來我跟著貨郎走南闖北，見過茶樓里飄著茉莉香的茶水，也嘗過洋行里帶著苦味的咖啡。可每當夜深人靜，總想起那碗帶著澀意的柳葉茶，和土灶前大哥教我辨柴火時，睫毛上跳動的火光。有些溫暖，即便被歲月風干成墻上的牛糞餅，輕輕一觸，依然滾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