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里奇時間晚上七點，國內剛好凌晨三點。

窗外飄著小雨，落在天窗上的聲音沙沙作響，我坐在宿舍書桌前，對著電腦屏幕調整耳麥，測試鏡頭角度，后臺提醒：“直播將在五分鐘后開始。”

我深呼吸一口，把自己調整回那種“講述者”的狀態。

——不是學者、不是文藝女青年、不是旅英作家，而是一個想把“她們的聲音”說出去的普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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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對談由一家國內女性文化自媒體發起，標題是：

“她寫：我們為何開始寫？又為何不能停下？”

邀請嘉賓除了我，還有三位國內新銳女作家，一位是以“全職媽媽視角寫下育兒焦慮”成名的散文作者，一位是曾做過記者、近年專注女性成長題材的小說家，還有一位是因為寫“姐姐與妹妹的秘密”而爆火的00后。

主持人告訴我：“你算是這次最‘跨文化’的一位，也許你能幫我們看清——當女性寫作者離開故土后，是否更自由，還是更孤獨。”

我當時回答她：“也許是更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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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開始前兩分鐘，主持人提醒我們開麥測試。

“林佳佳，你現在狀態還好嗎？英國現在是不是晚上？”

我說：“是的，雨剛下過，我現在穿著毛衣，手邊泡著一杯伯爵紅茶，整個人很安靜。”

她笑：“太文藝了。”

“是孤獨得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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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準時開始。

畫面一分為四，四位女性，四種背景。有人在書房，有人靠在沙發上，我在宿舍白墻前點了一盞暖燈。

主持人拋出第一個問題：

“請你們回憶一下，第一次寫下‘她’的故事時，你腦海里最深刻的畫面是什么？”

輪到我時，我說：

“我第一次寫‘她’，是在大學二年級，寢室關燈后，用手機打字，那一晚我寫了一個被男友拋棄的女孩凌晨坐在操場痛哭的故事。”

“她沒有名字，但她就是我，也可能是我身邊的任何一個朋友。”

“那天我意識到，有時候我們寫‘她’，是因為現實里那個‘我’太委屈、太不被理解，只好把她放進文字里，重新過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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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寫育兒散文的姐姐點頭說：“我也是。我發現孩子出生后，‘我’這個身份被家庭吞掉了。我必須在文字里找回自己。”

寫“姐姐與妹妹”的00后說：“我有一篇寫兩個姐妹一起喝醉的片段，編輯說不真實。我當時就反問她：‘你怎么知道我們沒醉過？’”

大家都笑了。

可那一刻，我忽然覺得，這個“屏幕里的時差連線”，比我們在現實中任何一次社交都真誠。

因為我們不是在討論“寫什么”，而是在坦白“我們如何經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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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是：

“有沒有哪一刻，你因為‘她寫’，而真正感受到影響？”

我想了想，說：

“我在英國駐留剛開始的那幾天，有一個法國作家看了我寫的一段中文后，讓翻譯念出來。”

“翻譯讀完，她只是輕輕說了一句：‘Jiajia，你寫的是我們的故事。’”

“我那一刻才真正意識到，女性寫作，不是邊界之內的事，它是情感的共振。”

“語言只是皮膚，情緒才是骨血。”

直播間的彈幕突然飄起來：

“好有共鳴。”

“‘語言是皮膚，情緒才是骨血’太戳了。”

“她寫的我們，是我們自己說不出口的版本。”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什么叫“被聽見”。

不是銷量好、不是出版社邀約，而是——有人因為你寫下的一句話，開始正視了自己沉默多年的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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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個問題，主持人問我們：

“如果可以給年輕時的你寫一句話，你會說什么？”

我想了想，說：

“別總覺得寫字沒用，它可能不會改變世界，但它會救你一次、兩次、很多次。”

說完，我望著鏡頭，又加了一句：

“親愛的林佳佳，謝謝你那些年沒有放棄寫作。”

這一句話，不是為了說給別人聽的，而是——說給當年的自己聽，說給每一個凌晨痛哭后還擦干眼淚打開文檔的自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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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結束后，我收到了沈川的微信。

他沒多說，只發來一句：

“剛剛那句話我記住了：‘情緒才是骨血。’”

我回了一個點頭的表情，又加了一句：

“謝謝你這些年，總聽我說。”

他沒再回復，但我知道，他依舊在那里，在千山萬水之外的某處，安靜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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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關上電腦，站在窗前看夜雨。

那一晚，我在異國他鄉，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識到：

“原來我們的文字，也可以跨越時差和邊界，成為一種彼此溫柔召喚的方式。”

我們在不同城市，不同身份，不同年齡中，被一種叫做“她寫”的情感鏈接。

她們說：

“我們寫，并不是因為寫得好，而是因為不能不寫。”

我想說：

“我們寫，并不是為了別人的掌聲，而是為了對得起那個始終想表達的自己。”

而那一夜，我們，在時差里，重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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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金句節選：

“寫‘她’，是因為現實中的‘我’太委屈，只能讓文字替我活一次。”

“語言是皮膚，情緒才是骨血。”

“別總覺得寫字沒用，它可能不會改變世界，但它會救你一次、兩次、很多次。”

“我們寫，不是為了掌聲，是為了對得起那個想表達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