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房落成那天，我抱著骨灰壇進去。玻璃頂濾過的光線暖融融地灑下來，落在壇身的白瓷上，竟透出點溫柔的意味。我把他放在靠窗的矮柜上，旁邊擺了盆薄荷——他以前總說這味道清冽，寫東西時愛擱在桌邊。

“你看，”我用指腹擦去壇上的薄塵，“比你那間常年不見光的書房好多了。”

他自然不會應。倒是窗臺上的薄荷被風拂得輕晃，像他從前不耐煩時，微微蹙起的眉峰。

整理他遺物時，在西裝內袋里摸到個小藥瓶。標簽磨得模糊，只剩“抗抑郁”三個字還能辨認。日期是三年前，恰是他對我最刻薄的那段日子——我加班晚歸，他會摔門進臥室；我做了他愛吃的菜，他會說“沒胃口”；甚至連我遞過去的溫水，他都要晾到涼透才碰。

那時我以為他厭了，對著日記本寫“周硯深大概是真的不愛我了”，寫得眼淚洇濕了紙頁。現在才知道，那些冷硬的后背里，藏著多少他咬著牙不肯說的煎熬。

我把藥瓶放進保險柜，和那枚戒指并排躺著。有些真相，知道就夠了，沒必要時時翻出來剜心。

周末去墓園看他父母，兩位老人鬢角又白了些。周母拉著我的手，眼眶紅紅的：“知許啊，硯深那孩子……從小就犟，心里有話從不說。”

她說起周硯深小時候，發燒到39度，明明難受得直哭，卻偏要梗著脖子說“不疼”；說起他中學時偷偷把零花錢塞給被欺負的同學，轉頭卻嘴硬“看他可憐罷了”。

“他總怕給人添麻煩，”沈父嘆了口氣，“連生病都瞞著，怕我們擔心，更怕……拖累你。”

我坐在那里，聽著那些被時光掩埋的細節，突然就懂了他日記里那句“愛是克制”。他不是不愛，是怕自己給不起圓滿，怕滿腔熱忱最后只剩一地狼藉，于是寧愿做個惡人，把我推得遠遠的。

多傻。

回家路上買了束白菊，插進陽光房的玻璃瓶里。花瓣上還沾著水珠，在陽光下亮閃閃的，像他寫日記時落在紙頁上的淚滴。

“周硯深，”我搬了把藤椅坐在他對面，翻著一本舊相冊，“你看這張，我們剛認識那年去爬山，你非要搶我的背包，還嘴硬說‘輕得像羽毛’。”

照片里的他穿著灰色沖鋒衣，背著兩個鼓鼓囊囊的包，嘴角卻偷偷翹著。那時我總笑他口是心非，現在才看清，那笑容里藏著多少小心翼翼的歡喜。

風從紗窗鉆進來，吹得相冊嘩啦作響，停在我們唯一一張合照上。是公司年會拍的，他站在我左邊，眉頭微蹙，手卻悄悄攬著我的腰。

原來他從未放開過。

夜里起了風，雨點敲在玻璃頂上，噼啪作響。我起身去關窗，看見骨灰壇安靜地立在月光里，像他從前等我回家時，坐在沙發上的剪影。

“冷不冷？”我伸手摸了摸壇身，還是涼的，“等天晴了，帶你去公園曬曬太陽。”

手指落下的地方，仿佛傳來極輕的回應，像他從前埋在我頸窩的嘆息。

我笑了笑，轉身回床。戒指在無名指上泛著微光，內側的“硯深知許”四個字，像是融進了骨血里。

他用一生的沉默藏了場盛大的愛，我用余生的陪伴還他一場遲到的懂得。

窗外的雨漸漸停了，天邊透出點魚肚白。陽光房里，薄荷的清香混著白菊的淡香，漫得滿室都是。

真好。

這次，我們都不用再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