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的微縮膠片室里，鄭明遠對著屏幕上的舊報紙出神。那是1950年代的《星洲日報》，廣告欄里既有“正宗福建餛飩“，也有“馬來傳統草藥“，甚至用淡米爾語寫著“專治疑難雜癥“。更奇妙的是篇社論，標題用華文寫著“團結就是力量“，正文卻混用了馬來語的“bersatu“和英語的“united“，像串不同材質的珠子串成的項鏈。

“找到什么有趣的東西了？“阿妮塔抱著堆舊雜志走進來，發梢還沾著外面的雨絲。她翻開1965年的《馬來亞周刊》，指著張照片：華人議員在用馬來語演講，手里的稿件卻用漢字標著發音；馬來領袖在華人社團活動上，用閩南語說“大家好“，引得滿堂喝彩。

兩人沿著書架繼續搜尋，在角落發現個塵封的木箱，里面裝滿了不同年代的日記本。1943年的本子屬于位娘惹少女，她用華文寫心事，卻在頁邊畫滿馬來花紋；1978年的日記出自印度裔教師之手，淡米爾語的敘事里，夾著“給力“這樣的華文流行詞；最特別的是本2000年的博客打印稿，作者用四種語言寫同件事：早晨的咖啡香、傍晚的雨、街角的相遇，像多棱鏡折射著同束光。

“你看這段。“阿妮塔指著少女日記里的句子，“她說'阿爸教我寫漢字，阿媽教我唱馬來歌，我做夢時，兩種聲音在吵架，醒來卻發現它們在起給我講故事'。“鄭明遠突然想起補習學校的學生，他們寫作文時，總會不自覺地在華文句子里，插進馬來語的感嘆詞、英語的俚語，像把不同的布料縫成了件舒適的衣裳。

在語言學專區，他們找到本研究“新加坡式英語“的專著。里面分析了“lah“（啦）這個詞的奇妙用法：華人大媽說“喝茶啦“，馬來小販喊“來買啦“，印度店主催“快走啦“，這個源自閩南語的語氣詞，早已成了所有種族的共同表達。“就像我們說的'roticanai'（印度煎餅），華人叫'飛餅'，馬來人叫'roti'，其實都是同個東西。“阿妮塔笑著說。

傍晚整理資料時，鄭明遠在1963年的報紙上，發現則不起眼的公告：政府提倡“講華語運動“，卻特別注明“不排斥方言與其他語言“。下面有位讀者的投稿：“語言就像路，多幾條路，才能走到更多人的心里去。“他突然明白，南洋的文化拼圖之所以牢固，不是因為強迫所有碎片變成同種顏色，而是讓每種顏色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離開圖書館時，雨還在下。他們撐著把印著魚尾獅圖案的傘，走在被雨水打濕的街道上。霓虹燈牌上，“食閣“的華文旁邊是馬來語的“kedaimakan“，英語的“foodcourt“，淡米爾語的“???????????“，四種文字在雨霧里暈染開來，像幅流動的抽象畫。鄭明遠把今天的發現記在筆記本上，最后寫道：“文字是文化的血脈，當不同的血脈在同片土地上流動，就會孕育出全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