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

韓天余和杜老板的女秘書兩人將我送到了報社，交代給了一個報社主任。那個報社也挺舊，像是一個鎮上的中學。那主任姓馮，戴著兩個黑袖套和一頂干部帽，耳朵上夾著一支紅鉛筆，像是個車間老師傅。

馮主任認認真真地聽完我說清楚前因后果，一臉嚴肅地跟我說：“韓同志，你是一個勞動婦女，生活很不容易，說話也誠實。不過，你反映的這事，就我聽下來，并沒有聽出你們的這位村長有存心欺負你們的意思。人家一個兒子死了，天塌下來的事，換成是我，也想多問問。比你所反應的情況嚴重得多的事情，我們這成堆。”

馮主任拍了拍手邊的一疊信，告訴我說：“有拆遷矛盾的，占地矛盾的，冒頂上大學的，亂收費問題的，農村債務糾紛的，村霸欺人打殘打死的。農村苦、農民苦、農業苦，相比較而言，你說的這事，不典型，也說不上明顯的問題出在哪。我們是一家經濟類的報紙，不做這種生活類報道，也不是信訪部門。這樣吧，既然是杜老板請托的，他也在我們這投了這么多的廣告，我可以給你免費刊登一個尋人啟事吧。”

我也聽懂他的意思了，那就登一個尋人啟事吧。

馮主任問我留什么名字，或者通訊方式。我想了想，直接登報尋“韓云峰”，真怕孩子的臉面上過不去，就說尋“趙趕年”，通訊方式就是咱家韓莊的門牌號。云峰要是看到了，自然會懂。

馮主任把這些情況寫在一張信紙上，隨后打了電話，一個瘦瘦的年輕人匆匆上樓來，拿了紙條就下去。很快，一篇文章就寫好，送上來交到他手上了。馮主任問我認不認字。我說認字，他就遞給我看了看。我看了幾遍，跟那張從電線桿子揭下來的尋人啟事說的意思差不多，就連連謝他了。

那一晚，韓天余把我安排在工廠旁的一家招待所過了一宿。第二天上午，我拿到了那份報紙，在一個條中縫里看到了那個指甲蓋大小的尋人啟事。我的心其實涼了，并不怎么相信大兒子能在報紙縫里能看到這一段。轉念想，我跟韓天余家實在沒什么交情，人拿我當長輩，幫我鞍前馬后辦這事，純粹是講鄉情。而杜老板、馮主任這些人跟我甚至都不認識，都出手幫我這個忙，我也沒啥可回報的。這外面，還是好人多。

中午，韓天余把我送上回縣里的長途汽車，我也就坐著車七拐八彎地又回去了。一路上，我都在打著瞌睡，腦子夢到的全是韓云峰和趙云強兄弟倆小時候的事。到了后半夜天將明時，汽車才經過保寧鎮，把我給丟了下來。我看著啟明星官亮晶晶的，想要是尋個旅店睡覺也沒必要，就在車站的木躺椅上將就了一晚，第二天再搭車回去。這一趟出去，沒花什么錢，卻帶回來一張省里的報紙。

回到韓莊，我腦子里一直在想著這一趟出去的事情。出去了一趟，才知道各地的人說話真不一樣，我連大家都在講的普通話都聽不太懂了，怎么跟人交流？

小時候，村里的廣播都會播放BJ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后來，家家都有收音機了，村頭的廣播也不怎么放了。我就很少留心聽人說普通話了。以前，二兒子趙云強待在家里喜歡看電視。我總是覺得那是我兒子靠著自己勞動換來的電視，我沒資格看，也不感興趣。既然認了字，也要聽懂話，閑暇有空，我就打開電視看了。

電視里的世界，就是外面的世界，又大又精彩。我知道這樣的事實一點不假，只要走出韓莊，哪都比這一畝三分地更漂亮更有滋有味。韓莊里的這群老老少少為啥幾百年、上千年都被困在這塊煙屁股大小的地方，在土坷垃里刨食一輩子呢？